犇報編按

長期以來，西方視中國的政治經濟充滿帝國主義元素，而眾多自稱「左派」者進而宣稱，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帝國主義。對此，知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盧荻老師撰寫多篇文章駁斥，指出這類西方中心主義觀點，既是胡亂闡釋中國，也誤導人們對世界的認識。而自封左翼立場者，卻無視政治經濟學的帝國主義理論，都是面向特定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課題，而非跨時空的普遍理論，忘記理論的歷史性，呈現出以教條替代現實的危險，漠視了今日的世界遠比100年前複雜多樣。盧荻老師相關文章原載於《明報》，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轉載〈「帝國主義」言說的前世今生〉、〈「發展與不發展」，需要探討中國的啟示〉、〈再談「帝國主義」言說的濫用〉三篇，編為「帝國主義思辨系列」，以饗讀者。

「發展與不發展」，需要探討中國的啟示

◎作者｜盧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

圖為2024年大陸五一連假，人們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天山明月城遊玩。圖源：新華社

「發展與不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是論述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恒久主題，關於發達國家群體（資本主義中心）與不發達國家群體（資本主義外圍）的結構性關係，以及後者如何擺脫這種結構性關係的桎梏從而獲得發展，也就是指向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改造問題。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崛起，構成對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挑戰，有可能顛覆已有的全球構造和秩序，並且為外圍國家群體的發展前景提供意味深長的啟示。

世界發展的關鍵轉折已經來臨

來到2025年，世界發展的形勢已經是相當明顯：中國經濟在綠色轉型上領先全球，在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和應用上也是處於全球前沿，而這兩者正是在可見將來年代的世界發展的關鍵，代表着人類歷史行將經歷的新一次技術-產業革命。

在中國以及在世界範圍上，綠色轉型的最重要直接推動力，應該是2015年的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這是對世界各國真正具有約束力的協定。而中國的領先推進，一方面固然是來自本身的努力，另一方面卻也反映了發達國家群體的推進滯後；這個對比不僅是出乎後者的意料之外，也導致雙方的經濟競爭力和發展動力的消長，讓發達國家極其震撼。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和應用的刺眼對比，一方面是十年前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的實現，另一方面同樣也是反映了發達國家群體的推進遠遠滯後於預期。

考慮到今日發達國家群體的經濟投機化和去工業化，以及背後的政治和社會亂局，川普式民粹主義和歐盟式紊亂無章絕對主導，綠色轉型和新技術發展滯後的趨勢大有可能持續。而中國卻在經受貿易訛詐、技術封鎖、新冠疫情衝擊時候展示出驚人的政治和社會韌性，這是之前數十年的持續快速發展的積累成果。有理由相信，中國領先發展的勢頭仍將持續，應該能夠達成2035年的發展目標也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到世紀中葉達至世界前列的發展水平。

這就將中國發展經驗的啟示問題推到全世界面前，不僅是關乎發展的政策和制度條件，更重要是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對中心與外圍的結構性關係的再思考。

必然發展與必然不發展的疑問

世界資本主義是否具有內在特性，要促成或扼殺外圍地區的發展，這是發展研究文獻中的「趨同抑或分化」爭論的核心問題。自不用說，這個問題深具政治意味，其解答牽連到極其深厚的物質利益。

既然現實世界是資本主義主導，那麽，主流政治經濟建制必然是站在「促成」論的立場上，而主流學術建制也就往往傾向於此。從長時段大歷史的視角看，無論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兩百多年以來還是我們這個全球化年代，系統的分化始終是常態，外圍地區的發展持續滯後於核心地區。對照這個現實，主流新自由主義建制要作出可信的解答極其不易，其最新版本的解答即所謂「條件趨同」論，說趨同沒有出現皆因各國內部的制度不對，妨礙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這種論述顯然患上「合成謬誤」。

那麽新自由主義論述的對立面又如何？最堅決和最有代表性的「扼殺」論，是包括但不限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各式依附理論，都是發端自外圍地區也即從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直接從現實出發提煉出來的理論，大都是圍繞着兩個論題展開的。

一是不平等交換。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價值的創造和利用，較具體而言，就是經濟體的全部產出在扣除了消費之後形成剩餘，這些剩餘是用於投資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抑或是被中心地區拿走了，這就是問題所在。依附理論認為剩餘外流、被中心地區拿走是資本主義的常態，這個論斷有不同的基礎，其中來自勞動價值論說法是：中心地區的資本與勞動的比率高於外圍地區（這是發達與不發達的分別），在資本跨境流動導致雙邊的利潤率均等化的趨勢下，中心地區就能夠超比例地佔有價值，也就是攫取外圍地區的經濟剩餘。如果還考慮到中心地區的金融和技術壟斷，以及主宰國際分工格局的霸權，則經濟剩餘就更有可能從外圍向中心轉移。

二是不平衡發展。理論上和現實上，資本主義恒常呈現激烈的周期波動，即是內在地具有利潤率下降從而資本怠工不投資的危機趨向，也是惟有透過危機淘汰部分資本和強化勞動壓榨來提升利潤率，才讓經濟回升但是同時走向下一次危機。危機對中心和外圍的衝擊往往是不對稱的，因為兩者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差異，也因為上面提及的壟斷和霸權，另外就是剩餘外流導致技術水平和工資水平相對偏低，無法形成內部市場作為應對危機的緩衝。於是，外圍地區就不成比例地承受危機，資本被淘汰，勞動壓榨強化，之前的發展成果被破壞。

中國經驗作為異例和作為常態

新自由主義論述的「促成」論預言發展是常態，而依附理論的「扼殺」論則預言不發展是常態，那麽，在這個對立論述格局中，中國經驗應該放在什麽位置上？

曾經，所謂「東亞奇蹟」也即從日本到四小龍到東盟地區的持續快速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推進，是對立論述的論爭焦點。新自由主義建制的東亞論述，是宣揚該地區最符合資本主義特性，奇蹟來自最大程度融入世界資本主義。而依附論者的論述，則是強調東亞的例外性，即，冷戰前線因素使東亞地區獲得資本主義中心的政治優待，從而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內在「扼殺」性的禍害。

這兩種說法至1990年代備受一批東亞研究者的批駁。一方面，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判斷，東亞地區的內部制度其實普遍偏離了自由市場，並且依靠制度和政策干預策略性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其發展模式並非任由後者主宰。另一方面，不同於依附理論的判斷，東亞地區畢竟還是高度融入世界資本主義，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東亞奇蹟意味著，就世界資本主義對後進發展的影響而言，現實並非新自由主義預言那麽樂觀，同時也並非依附理論預言那麽悲觀。

中國經驗或許可以對照東亞經驗。東亞奇蹟發生於資本主義黃金年代，中國崛起則是發生於資本主義發展停滯的全球化年代，而且後者的規模遠遠超過前者。這就意味着，中國崛起的基礎，是遠比東亞更加偏離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在內部制度上和接合世界資本主義的方式上都是這樣。

◎作者｜盧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
◎本文原載於《明報》（2025年9月5日刊），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盧荻老師帝國主義思辨系列：
‧ 盧荻｜「帝國主義」言說的前世今生
‧ 盧荻｜「發展與不發展」，需要探討中國的啟示
‧ 盧荻｜再談「帝國主義」言說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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