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鐵軍
◎出處｜《人民公開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長江大橋全長6772公尺，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樑。圖片來源：東方IC

我們是有2500年大一統歷史的國家。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以為2500年的歷史可以被虛無。也許這番話很多人不願意聽，認為我保守，思想陳舊。那麼，請注意我下面要講述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分析。

我的這個思路其實是從清代起一直分析到當代，中間跨越了很多政治上人為的界線，但為了客觀分析只能一概打通。這是我多年來做研究的一個老辦法。當年我做土地制度變遷研究的時候，就是對所有資料不分黨派和政治傾向，也不分國內國外，只要是關於中國土地制度的調查研究，一律按時間排序，以此來看土地變遷的趨向。如果我先被某位先生的某套理論拘束了，這套理論又本來就來源於某一種學術派別的思想，那我肯定就跳不出來了。幸虧我僅作資料排序，才完成這項研究。同理，我現在做制度演變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研究，也不分政治派別，就把經濟數據作排序。最簡單的辦法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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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短缺到過剩

1.當前幾個歷史性重大變化

有幾個歷史性的重大變化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21世紀以來，我們已經告別了以前的百年短缺，進入了經典理論意義上的過剩時期。俗話說「飽漢不識餓漢飢」，站在過剩的時代，不容易理解短缺時代的問題。

所謂百年短缺，是指當大多數非西方工業國家在殖民化時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時，都會認識到堅船利炮是一個制勝的法寶。這背後起支撐作用的當然就是西方工業化。於是，後發國家都會以先發國家的工業化作為目標模式來趕超。而一旦進入工業化，就會首先遭遇一個挑戰，叫「資本極度稀缺」。可工業化卻是一個不斷追加資本投入的經濟過程。資本短缺是最大的短缺，那個時代奢談「市場」，等於「何不食肉糜」。

特別是中國，如果想「師夷長技以制夷」，想擁有西夷的堅船利炮的話，就意味著要發展軍事工業，而軍事工業更是一個需要不斷追加更高投資的經濟過程；而且因為不屬於民生經濟而不產生常態的經濟回報，除非用軍事工業的產品去打別的國家，占有別的國家的資源，才能有軍事投入的正向回報。制造了大量的炮、槍，放在倉庫裡，在不使用時是純消耗，並且為了維護，還需要不斷上油、擦洗，還要有人看管，這些都不產生正向的投資回報。當然，另外一種使用方式就是形成國家軍事力量來防止侵略。但是在大多數先發國家，軍事工業產品主要都是用於攻打別國，獲得別國的資源和市場。那麼，那個時候不搞軍事工業，按「比較優勢」搞來料加工行嗎？不行。因為那樣的話，人家會來侵略。

因此，兩個常識必須記住：其一，一般工業化是一個不斷追加投資的經濟過程，而軍事工業的投資量更大，如果不對外作戰，並沒有回報。其二，大多數後發國家都沒有起碼的工業化基礎，要進入工業化就必須先有資本，所以首先面臨的挑戰叫作「資本極度稀缺」。

為什麼特別強調「極度」兩字？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邏輯之成立，恰在於認為生產力諸要素都具有「相對」稀缺性，西方經濟學所討論的一般經濟過程，都沒有要素極度稀缺的情況，比如說勞動力要素極度稀缺是零，沒有勞動力如何討論要素的優化配置？資本主義時期的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到亞當·斯密，認為可以在要素相對稀缺條件下，使用市場看不見的手優化組合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但是沒有分析在資本要素極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條件下怎樣依靠市場達到最優配置。因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很難按照一般西方經濟學理論邏輯來構建或調整本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因為，他們首先面對的都是資本極度稀缺。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會說，可以引進外資，通過進口替代然後出口替代。這當然很好。但是，外資從來都是有代價的，任何外資在資本稀缺程度為零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在引進的瞬間變成外債負擔；如果像中國這樣資源短缺，或者初級產品不足，就幾乎不可能形成所謂「替代」。因此，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債務國主要是希望進入工業化而引進外資的發展中國家，即以負債的方式進入工業化。

其中有些後發國家進入工業化了，從現象上看通過自己的工業品出口就形成了貿易盈餘，由此就可以還債。成功進入工業化的國家不多，比如「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印度、巴西。人們提到「金磚四國」的時候，其實主要還是說中國、印度、巴西這三個正在進入工業化的國家，雖然四國還包括俄羅斯。不過俄羅斯早在帝俄時期就已經工業化了，只是後來經歷了兩次災難而已。這些後發國家基本上還能夠有效地應對外債的還本付息，因此被叫作good student（好學生）。在西方看來，這些國家可被納入國際主流。

深圳蛇口工業區1979年與2016年衛星圖像對比。

但是現在世界上的國家總數多達190多個，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獨立的，大多沒有能夠進入工業化，為了工業化而引進外資所形成的債務就轉化成沉重的債務負擔，並且不斷地引發債務危機，使這些國家進入了債務陷阱而不能自拔。這也是一種發展陷阱。很多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讓本國資源的方式來維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個需要注意的歷史性重大變化就是：中國在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問題是資本極度稀缺，但在完成工業化進入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已經告別了短缺，進入了過剩。

資本在過剩的時候，我們應積極投資，不能貿然緊縮。問題在於向哪裡投。而這些問題都不屬於困擾我們前人的短缺問題。1998年馬洪和陸百甫這兩位在政策領域中很有影響的老一輩經濟學家（馬洪當時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在當年的研究中就已經指出，中國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歸經濟學家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一個觀點，更為直白地指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並由此針對性地建議希望中國開展新農村建設。最早提出新農村建設，就是在1999年中國經濟論壇的一次內部座談會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來的。之後新農村建設就隨「三農」問題成為重中之重而逐漸引起重視，終於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這一代新的領導集體確定為「十一五」八項重大戰略之首。

我們不能把今天的問題寫成過去的問題，我們也不能為了處理我們今天的問題而否定前人。因為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所以我的表達更為直白：中國現在面臨的主要是三大過剩——因產業過剩而必致金融過剩，因產業和金融過剩而必致商業過剩。由此，可以歸納為三大資本過剩。

產業、金融和商業過剩的邏輯關係是，當產業過剩的時候，銀行家不會向過剩的產業投資，政府卻不斷地制造貨幣，貨幣總量在不斷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將貨幣直接投向過剩的產業領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銀行給各個商業銀行，於是出現金融資本的流動性過剩。兩年前銀行的資產總規模已不止70萬億元，現在應該已經在90萬億元左右，甚至更多，因為近年來大量外資流入，需要中央人民銀行增發貨幣來進行對衝，估計現在應該約有百萬億元的金融資產。但因為產業過剩，很大部分金融資產無法使用出去，於是導致嚴重的銀行存差現象，即存款大於貸款。比如你向銀行存100元，銀行只能用出去50元，剩下50元還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現在不是錢少，是錢太多了，淤積在銀行了，即喜劇演員戲稱的「不差錢」。世界上任何國家只要金融過剩，資金通常都會和房地產結合。金融資本跟地產資本之間的結合機會幾乎是天衣無縫、互相依賴的。大量的過剩金融資本有意無意地推高地產價格，這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普遍性，並非本國獨創。產業只要過剩，金融向產業投就意味著砸錢收不回來，金融就不會投，不投又導致不斷增發貨幣，於是產生金融過剩，當然會接著出現商業過剩。世界商業巨頭沃爾瑪，年平均利潤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業領域的競爭，都不是因為投資環境惡化，而是由於商業布局過剩，商店太多，因此實力弱的只好靠假冒偽劣，才能有點薄利。如果規規矩矩經商，老老實實納稅，一般情況下都意味著虧損。

1992年，大陸各地的年輕人如潮水般地來到深圳找工作。

資本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利潤率就下降了。所以，試圖在產業、金融、商業這三大資本完全過剩條件下構建信用社會，形成穩定信用關係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大環境不好。因此，這種主觀願望和努力往往帶來較高的制度成本，以及因這種努力不奏效而帶來的較高的治理成本。

總體來看，在資本過剩條件下，無論主觀如何，制度成本過高是必然的規律。

也就是說，當學校的老師們還在講著如何構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約關係、如何自由契約萬歲的時候，這些東西都已經是「阿嬌在唱著昨天的歌謠」。我們不能再聽過去的歌謠了，因為已經過了那個時代。今天當出現嚴重過剩的時候，再用過去的歌謠說不清楚今天是什麼日子。我們可以理解教科書是沒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當代問題結合起來討論，就至少應該知道時代發生了什麼重大變化，即我們已經在世紀之交告別了短缺，當今這十年，被稱為迎來了「過剩的十年」。

第二，政策體系與制度取向隨之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變化。

與過剩時代不同，資本稀缺派生出來的問題是：無論何種體制、何種意識形態、何種政府、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當資本極度稀缺時，政府的第一個任務肯定是資本積累，因此就必然是親資本（pro-capital）的政策體系。國內思想界簡單地搬用某個歐洲國家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偶發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這種觀點，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認為過去都是極左的錯誤，更是有點荒唐愚昧。在資本極度短缺的年代，客觀上不會有形成所謂左的錯誤的條件，即使有錯誤，也只可能是極右的錯誤。因為，這時無論以任何名義建立的政府，其政策體系都一定是親資本導向的。只有當資本不再短缺，當資本進入過剩，這時候的政策體系也必然是不論何黨何派、何種政治體制、何種意識形態、誰為政府領袖，都會相應地調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導向，或者說，親貧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備執行條件了。

請考慮我提出的這個客觀規律：親貧困和親資本這兩大本質對立的政策體系，都是在客觀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性條件改變的時候才有可能內生性地發生改變。亦即，條件不具備的時候，政治家說與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2. 超越意識形態建立研究框架

還是從近代說起。

其實，清末無論是中興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還是後來被當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後，都想搞工業化。如果說，曾、左、李這些中興重臣只是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說的對國外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等，那麼包括「老佛爺」慈禧太後在內的統治者在那個年代則是已經開展「師夷長『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進。所以，在戊戌維新之後，中國已經在教育、郵政乃至政府體制上開始試圖一步步地採用西制。大量派留學生出國，也是1890年以後的現象。

只不過，那個變革時代仍然有很多問題屬於內生性的傳統矛盾，像外部的帝國主義一樣，這些內生矛盾也在瓦解著清王朝。比如，四川的保路運動今天被意識形態化以後，變成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正確的話語，很少有人敢於懷疑。但它稱之為事件的背後，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會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紳勾結或官商勾結，把國家用來築路投資的路款先都用來內部「跑冒滴漏」了。政府無奈之下，就提出將修路工程轉包給洋人。這至少是很少被關注的負面背景之一。正面背景也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因素，但出於構建革命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把負面的掩蓋掉了。

大家常說武昌起義一聲炮響，摧毀了反動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會問：清王朝難道是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封建制嗎？稍微研究點世界史就應該知道，中國算是世界諸國之中最早告別封建制的國家。如果說中國自秦完成統一就進入權力相對集中的政治國家歷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種諸侯名義上認同國王的封建制度，那麼，中國告別封建制已2500年有餘。所以，武昌起義的歷史屬性，還有很多相關的故事，至今還沒有被寫入正式的教科書。

當我們不再用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識形態來思考歷史的時候，會有很多供我們重新討論的角度幫助人們開拓思路。

京張鐵路青龍橋站同時開行的列車，呈現出「人字形」。110多年前，京張鐵路動工時，西方報紙曾發文譏諷「中國造此路之工程師尚未誕生！」。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說清王朝是反動政權呢？不是簡單地說它反對現代化，而是說清王朝的現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這絕對不是說構建革命的意識形態的歷史是錯誤的，這個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經是高度有效的，尤其是在推動中國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走向現代化時，是唯一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於，國家在資本為零的條件下，想要動員勞動力，成規模地、而不是個體地，投入於大型基本建設來替代資本的時候，它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經典理論講的是K和L的關係，K是資本，L是勞動。我們那個年代所做的無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資本稀缺為零的條件下，用勞動力的成規模投入來替代資本，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進入了工業化，這就是中國發展的所謂秘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動員勞動力，不可能告訴大眾說我是資本你是勞動力，你的剩餘被我占有，你給我幹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識形態，有效地動員了普通大眾，成規模地近乎無償地投入勞動，替代稀缺資本。

請注意，這裡可以提出的一個比較：歷史上，能夠以成規模的勞動來替代包括資本在內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國家層次的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只有兩種時期：一是西方歷史上兩次發生過的大規模奴隸制時代，二就是中國人以集體化組織作為制度基礎的革命時代。兩者性質根本不同，西方奴隸制時代人們投入勞動是被強迫的，而中國的革命時代勞動者的奉獻基本上是自覺的。因為兩者性質不同，中國才有像雷鋒、王進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英模。這就是革命時代的意識形態的作用。事實上，在這個體系影響之下，產生了以不計代價的勞動投入來完成國家建設的廣大勞動者。他們確實不是奴隸，而是英雄，是把中國推向現代化的真正的英雄。

在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這個革命意識形態體系用於勞動群眾動員非常有效。我們當工農兵的時候，也是被革命意識形態所徹底動員的，促使我們把全部勞動剩餘價值貢獻給了國家。後人對此應該給予足夠尊重，不僅因為它曾經有效地動員了兩代人，而且這是中國能夠短期並且低成本地形成國家工業化的資本積累的內在原因之一。

因此，即使退一萬步說，繼續把那個年代作為中國人的英雄時代，總比淪為帝國主義的奴隸要好得多！今天的中國人至少還得承認那時候人們的勞動是有巨大價值的，那時人們的貢獻對於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國家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否定中國前三十年的奮鬥，這絕不是對中國歷史的客觀表述。

中國發展的實踐過程本身是個客觀經驗過程，可以以多種方式加以表達，特別是社會科學，其本身就是構建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至於怎麼去表達，取決於各種學者群體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種政治家們從屬的利益集團內生的價值觀。

我這種肯定革命的說法，也許會引起很多的批評，現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的這種說法。希望大家理解，我們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識形態的國民動員作用，尤其是它在資本極度稀缺時代完成原始積累的作用，主要是因為，這對於當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並且認同民族國家競爭力的不同利益集團，都有正外部性。

（未完）

◎下篇｜溫鐵軍：中國百年工業化的真實經驗

◎作者｜溫鐵軍
◎出處｜《人民公開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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