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在本文回顧朱鎔基從被錯劃為右派20年，到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任市長，接著「政治跳躍」進入中央領導層，其在經濟領域的鐵腕手段，被西方媒體及國內外學界冠以「經濟沙皇」的名號。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後，與江澤民形成「江朱體制」，推動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並提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朱鎔基是中國高層內部公認深諳現代經濟規律與宏觀調控的領導幹部，但其推行的「激進式」與「硬著陸」改革，也讓中國社會付出沉重的轉型代價。然而，朱鎔基始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功，件件實事暖人心、次次決策護民生。「人民的總理」朱鎔基是一位鐵面無私、有所作為的清官。全本文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上篇｜悼念「人民的總理」朱鎔基：一位鐵面無私、有所作為的清官（上）

朱鎔基，於1928年10月23日出生於長沙，歷經98個春秋，於2026年8月12日病逝於北京。圖源：中央廣電總台，兩岸犇報製圖

悼念「人民的總理」朱鎔基：一位鐵面無私、有所作為的清官（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朱鎔基推動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務院改革

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朱鎔基任內推動了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務院機構改革。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機構面臨臃腫龐大、職能重疊、財政負擔沉重以及政企不分等頑疾，嚴重制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深化。朱鎔基就任總理後，隨即將「精兵簡政」與政府職能轉變視為施政的核心突破口。

1998年3月，朱鎔基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以極大的政治魄力宣示了「大刀闊斧、誓死一搏」的改革決心。他明確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門必須率先垂範，國務院系統的總人數必須縮減一半。在高級領導職位數量方面進行「消腫」，副總理人數由原先的6人裁減至4人，國務委員由8位精簡至5位，副秘書長則由10位減至5位。在朱鎔基的強力鐵腕推進下，截至1998年年底，國務院機關總人數成功由3.3萬人銳減至1.6萬多人，順利達成裁員半數的預期目標。隨後的2000年，改革進一步深化，原有的10個國家局被撤銷了其中的9個，共有15個部委不再保留。

1997年9月18日，胡錦濤與朱鎔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交談。圖源：中央廣電總台

當時的國有企業普遍存在冗員過多、人浮於事、生產效率低下、資源浪費驚人以及債台高築等問題，導致大面積虧損。至1996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其不良貸款（包括逾期、呆滯、呆帳）估計已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財政學界與決策層普遍擔憂，若繼續由國家財政單向為虧損國企進行無底洞式的注資，將徹底拖垮整個金融與銀行系統。對此，朱鎔基採取了經濟體制改革與國務院機構改組。在國企改革的整體戰略上，政府停止了過去雨露均沾式的扶持政策，轉而集中資源支持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骨幹國有企業，致力於在全球市場中培養世界級企業，進而重塑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版圖。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明確提出要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其核心方針被概括為：「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 在「抓大」方面，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掌控關係到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重點企業，將資源向最大型、最具市場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傾斜，並將其改組為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由中央直接或間接實施戰略控制。

為此，國務院特別指定了寶鋼集團、海爾集團、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四川長虹等六家骨幹企業進行重點扶持，力求使其在2010年前進入「世界500強」行列。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隨即遵循中央模式，紛紛擬定地方版重點扶持名單。在「放活小的」方面，中央將數以萬計、經營業績不佳、非關國家經濟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直接推向市場。政府允許並鼓勵這些中小國企採取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或向民間資本與外資出售等多種形式進行產權改革，對於徹底失去生存能力、資不抵債的企業則依法予以破產清算。這一舉措迅速激活了民間資本，但也導致了地方國有資產的結構性重組。

朱鎔基提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

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奉行大型財閥與政府緊密結合、跨行業混合經營模式的日本與韓國企業相繼陷入破產或債務困境。這給中國決策層帶來了深刻啟示，意識到盲目擴張的多元化國企同樣具備極高風險。朱鎔基的改革方針隨之發生戰略性轉移，實施「國退民進」的資源再分配。國有資本開始自覺且有步驟地從紡織、家電、食品、零售等一百多個競爭激烈、市場化程度高的輕工業領域中逐步退出，留出空間給民營經濟與外資企業發展；與此同時，國有資本則向關係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資源、能源、重化工業、電信、交通運輸與金融等戰略性部門集中，在這些核心領域形成國家主導、甚至中央企業壟斷的局面，從而確立了現代「國有經濟控制力」的架構。

在1998年就任國務院總理後，朱鎔基面臨國內外經濟環境惡化的雙重壓力，提出了「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系統化施政方針。一個確保，是指確保中國年度經濟增長率達到8%（即當時通稱的「保八」），通貨膨脹率嚴格控制在3%之內，並在亞洲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浪潮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以此穩定了東亞經濟大局。

三個到位，第一是實現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擺脫困境，即用三年時間（1998至2000年），通過「債轉股」、組建信達等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資產、財政貼息等組合拳，使大部分虧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扭虧為盈；第二是深化金融系統改革，徹底將中央銀行與地方財政脫鉤，成立大區行，強化金融監管並防範系統性風險；第三是大幅削減政府機構規模，進行國務院機構改革，將原有的40個部委精簡裁併為29個，國務院機關人員編制精簡一半。

五項改革，則包括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資融資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以及財政稅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朱鎔基強調，要把機構精簡和冗餘項目省下來的財政資金，高比例投入到科學研究與基礎教育中，全面實行科教興國戰略。2002年，他在任期尾聲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表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已基本實現。

1999年4月，朱鎔基應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之邀開展訪美行程，並於華府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問題進行磋商。在談判期間，儘管中方中斷了部分長期堅持的保護政策，美方亦於中方代表離開前夕、單方面在白宮網站兩度發表未經簽署的「聯合聲明」，惟因美方受其國內政治阻力而未能在當時達成最終協議。同年5月發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中美「入世」談判陷入停滯。直至同年11月，中美談判在北京重啟，雙方在多項核心條款上僵持不下。

1999年4月8日，朱鎔基訪問美國期間出席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華盛頓舉行的歡迎儀式並發表講話。圖源：中央廣電總台

1999年11月15日，在談判進入最後關頭且面臨破裂危機時，朱鎔基親自臨場加入談判，與美國貿易代表查倫·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等人直接交鋒。朱鎔基在涉及汽車關稅、電信市場開放等最後三個核心焦點上，果斷作出了讓步與堅持，最終促使雙方在當天正式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為中國入世掃清了最大的障礙。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同年12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43個成員，標誌著朱鎔基任內最重要的一項國際經濟外交戰略取得了歷史性成果。

1999年4月8日，朱鎔基訪美期間在白宮出席新聞發布會。圖源：維基百科

公認深諳現代經濟規律與宏觀調控的朱鎔基

朱鎔基在任內大力推進的反腐敗工作、精簡行政機構以及提升國營企業運行效率，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然而，伴隨這些激進改革而來的劇烈社會陣痛，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及學術界長期的反思與異議。但無論歷史評價如何演變，不可否認的是，在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中國的物質財富、工業製造能力與農業生產實力皆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徹底扭轉了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來未能根本解決的絕對飢荒與全物資匱乏局面。

與此同時，通過強力的宏觀調控，成功使高熱的經濟「軟著陸」，長期困擾經濟的惡性通貨膨脹得以消除，甚至在1998與1999年間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上極為罕見的連續兩年物價消費指數（CPI）輕微下降的穩定局面，社會整體矛盾在經濟高速增長中得到了相對的緩衝。部分經濟觀察家則認為，朱鎔基時代通過稅制、國企與金融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巨額財政財富與制度紅利，在很大程度上為隨後溫家寶接任總理期間的經濟黃金十年奠定了堅實基礎，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後續任期內的大規模財政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這段改革轉型期所積攢下來的財富。

2001年9月11日，朱鎔基與時任俄羅斯總理弗拉迪米爾·普丁會面。圖源：維基百科

朱鎔基是中國高層內部公認深諳現代經濟規律與宏觀調控的領導幹部。他在經濟領域深耕逾半個世紀，積累了深厚的理論與實踐經驗。憑藉敏銳的戰略思維、雷厲風行的作風、敢言敢為的鐵腕特質以及嚴格的行政要求，他所主導的各項重大經濟改革方案皆得以高效推進並取得歷史性變革。

在地方與中央任職期間，他親自操盤了八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中國開啟了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新引擎。隨後，他主持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徹底扭轉了「弱中央、強地方」的財政困境，建立了現代國家財政框架；在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下，他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成功穩定東亞經濟大局。同時，他採取果斷措施處置了海南房地產泡沫，並重塑了銀行與金融體制，防範了系統性金融風險。

出任國務院總理後，朱鎔基大力推行國家行政部門精簡，全面實行政企分開；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談判，他以高超的談判藝術與堅定決心，克服重重阻力，推動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催生了隨後二十年的經濟騰飛。在其任內，中央政府運轉保持著極高的高效與廉潔，其宏觀調控手段被海內外經濟學界視為中國轉型經濟學的經典範例。

2002年7月22日，朱鎔基在遼寧省沈陽市大東區職業技術培訓中心考察。圖源：中央廣電總台

朱鎔基也讓中國社會付出沉重的轉型代價

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發布的聯合訃告中，朱鎔基被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訃告稱他對人民群眾飽含深情，強調政府工作人員要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敢於說真話，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強烈的責任擔當主動挑重擔子、啃硬骨頭，全力推進為人民群眾辦實事」，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一生」。

然而，朱鎔基推行的「激進式」與「硬著陸」改革，在取得巨大宏觀經濟成就的同時，也讓中國社會付出了沉重的轉型代價，至今仍存在著廣泛爭議。

首先，在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針下，大批中小型國企紛紛倒閉或改制，在極短時間內導致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面臨下崗分流。由於當時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與再就業安置機制嚴重滯後，造成了龐大的城市貧困群體，無數家庭在失去鐵飯碗後經歷了長期的生活艱辛與陣痛。

2001年，朱鎔基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純一郎及韓國總統金大中會面。圖源：維基百科

其次，在其任內全面啟動的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及教育產業化改革，雖在短期內極大地激活了民間消費與市場活力，但在配套福利與兜底機制不足的情況下，市場化轉型迅速演變為商品房價格攀升、醫療資源分配不均、高等教育費用激增等結構性問題，導致普通民眾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被批評為將原本屬於公共福利的領域過度市場化。

此外，在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實力大幅增強，但地方政府財政留成銳減，導致基層財政權力與支出責任嚴重不對等。這直接導致許多地方政府將財政壓力向下轉嫁，導致基層農民負擔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普遍超重，甚至在多地激起農民運動與群體性暴力抗爭。儘管朱鎔基隨後緊急推動農村稅費改革並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期彌補，但這段時期的基層治理危機與社會矛盾激化，仍成為其行政團隊受到歷史審視與指責的主要焦點。

2002年12月31日，朱鎔基和來華訪問的德國總理施羅德在上海一同乘坐磁浮列車。圖源：中央廣電總台

「人民的總理」朱鎔基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大畫卷中，朱鎔基毫無疑問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歷史樞紐。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新舊體制交替的陣痛期，通貨膨脹嚴重、國企痼疾積重難返、金融體系脆弱。時代呼喚一位「敢幹、敢言、敢愛、敢怒」的政治人物，而朱鎔基的個性和行動恰好與時代的需要完美契合。鄧小平評價他是「有觀點、有主張、有幹勁、有魄力又懂經濟的難得幹才」。

朱鎔基說話素以直言坦誠、睿智幽默、鏗鏘有力著稱。他妙語如珠，既展示面對困難挑戰的堅定決心，更有貼近民心的質樸溫情，同時一語中的、針砭時弊，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言。

朱鎔基在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又補充說明，「請大家不要誤會，死而後已不是說我要老待在總理這個位置上，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只要我活著，還有一口氣，我就要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嫉惡如仇，對貪官污吏絕不容情，他說：「反腐敗要先打虎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又說：「我准備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無非是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

2012年11月14日，在黨的十八大閉幕前，習近平同朱鎔基在一起。圖源：中央廣電總台

朱鎔基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朱鎔基施政最重民生、最憐疾苦、最恤百姓。他身居高位，卻始終扎根人民、貼近群眾。他深知底層百姓勞作不易、生活艱辛，始終把百姓冷暖、萬家安樂放在治國理政首位。他高度重視三農發展，關注農民增收、農業提質、農村建設，著力破解民生難題，減輕農民負擔、扶持鄉村發展、保障糧食安全，守護億萬農民的基本福祉。

他全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民生兜底工程，聚焦就業、教育、物價、安居等百姓切身關切，切實解決群眾急難愁盼，讓改革紅利真正惠及千家萬戶。無論是狂風暴雨的危急時刻，還是平穩發展的日常歲月，他始終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利為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功，件件實事暖人心、次次決策護民生。說朱鎔基是「人民的總理」誰曰不宜？

（全文完）

◎上篇｜悼念「人民的總理」朱鎔基：一位鐵面無私、有所作為的清官（上）
◎下篇｜悼念「人民的總理」朱鎔基：一位鐵面無私、有所作為的清官（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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