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儘管美國政治極化加劇，兩黨議員多數仍支持北約、印太合作戰略、拜登時期啟動的AUKUS協議，以及防務產業一體化進程。然而川普第二任期威脅奪取格陵蘭島、退出北約、對盟友加徵關稅，川普推翻瓦解美國「以規則為基礎」的舊秩序，尤其川普同時對中俄兩國大搞峰會外交示好，更讓盟友深感警惕。美國《外交事務》9/10月份一期，刊載多位專家對美國聯盟體系能否存續的討論，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編譯其中兩篇文章，指出美國的同盟體系雖然出現裂痕，但若挺過川普衝擊仍能存續，顯然預期川普期中選舉大敗並在政策上提出建議與準備。全文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上篇｜後川普時代的世界秩序：美國聯盟體系能否存續？(上)｜海外通訊

2025年10月1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川普返回白宮。當日，美國聯邦政府「停擺」進入第十天。圖源：新華社，胡友松 攝

後川普時代的世界秩序：美國聯盟體系能否存續？(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聯盟即將崩塌

川普在第二任期迄今對美國聯盟體系造成的破壞已超過第一任期，部分原因在於上一任期中起到約束作用的「國際派」幕僚已悉數離任。但對美國聯盟前景日益加劇的擔憂並非只針對川普個人。這種擔憂源於一種認知：長期存在的侵蝕性力量疊加川普對聯盟互信的衝擊，正持續削弱這套體系，終將使其陷入無法挽救的境地。

第一類侵蝕性力量源自美國國內。正如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菲爾·戈登（Phil Gordon）和瑪拉·卡林（Mara Karlin）在《外交事務》雙月刊所言，對外干預失利、經濟挑戰和政治內傾，使美國人為全球秩序承擔責任的意願已降至二戰前夕以來的最低點。有觀點稱，川普既是這一趨勢的原因，也是這一趨勢的產物。川普第一任期或許還像個反常現象，但第二任期則標誌著一種固化的態勢，表明鐘擺或許不會回到原點。

第二類侵蝕性力量源自盟友。該觀點認為，美國信譽崩塌正推動盟友調整戰略取向，且這種調整不可逆轉。川普將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聯盟承諾視為有條件、可交易的籌碼，即便未大規模撤軍或對盟友動用武力，也改變了聯盟的根本屬性。歐洲各國政府已在推進「戰略自主」，尋求脫離美國而實現防務獨立，法國和英國甚至提議為歐洲建立新的核保護傘。亞洲盟友也在重新審視美國聯盟體系的根基──延伸核威懾──並考慮發展自身核力量。

《2026年慕尼黑安全報告》封面畫著一頭橫衝直撞的大象，這頭橫衝直撞的大象可能就是隱喻美國。圖源：《2026年慕尼黑安全報告》

兩大洲的盟友都在組建新型中等強國聯盟，以降低對美依賴。從近期歐洲與印度達成的合作安排，到日本與拉美正在磋商的貿易協定，各方都在探索對美「去風險」的路徑。懷疑論者擔憂，無論下一任美國領導人有多麼支持聯盟，這種對沖都將持續：如果聯盟每隔四到八年就會遭遇信任危機，那盟友為何要將數十年的軍事規劃押注其上，或與美國推進經濟與產業一體化？

這個問題的答案遠比表象複雜，不必因此陷入絕望。聯盟崩塌的概率遠低於聯盟存續和演進，箇中緣由往往被觀察人士所忽略。蘇聯解體後，聯盟存續出乎戰略家的意料，他們便逐漸將其視為國際政治中軟性因素的產物：情感、制度、信任、共同價值觀、歷史情懷──而這些恰恰是川普政府衝擊最甚的要素。但聯盟的形成和維持依托於硬性的現實利益，這些現實利益非但沒有消逝，反而正釋放出更強的凝聚力。

2026年3月，慕尼黑安全會議發布年度安全報告，指出戰後國際秩序正進入逐步被拆解的新階段。圖源：「Ｘ」@MunSecConf

聯盟得以存續的原因之一：「一切終將過去」

美國聯盟體系的真實歷史本就是一部危機反復上演的歷史：盟友驅逐美軍、總統讓盟友措手不及、各國首都爆發抗議，且每個時代都有人言之鑿鑿地預言聯盟即將崩塌。

儘管諸多外交政策精英認為當前非同以往，但美國和歐洲的公眾卻不這麼看。民調數據顯示，認為美國應與盟友共商重大決策的美國人占比，目前創下了50年來的新高。在整個川普時期，認為維持現有聯盟對推進美國目標「非常有效」的民眾占比從32%升至55%，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群體中均創下十年來的峰值。大西洋彼岸，歐洲民眾對美國的不滿程度已令人擔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受訪的15個歐洲國家中，13國的絕大多數民眾認為川普卸任後美歐關係將「再度好轉」，剩餘兩國的多數民眾也持相同看法。不足三分之一的民眾認為，川普造成的破壞會在其卸任後繼續存在。由此看來，歐洲公眾多將川普視為反常現象，而非美國的真正代表。

「一切終將過去」的信念頗具歷史分量。在安全領域，當前挑戰真實存在：美國威脅奪取格陵蘭島、拋棄烏克蘭、退出北約、從德國撤軍、將對台軍售與北京的訴求相掛鉤。但聯盟體系早已挺過更嚴峻的考驗。

即便在川普任內，美國也沒有像上世紀50年代針對英國那樣，以金融災難來威脅盟友，迫使其停止介入蘇伊士運河；也沒有任何盟友效仿上世紀60年代的法國，在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後，驅逐美軍或嚴重破壞聯盟架構；美國同樣沒有從盟友境內大規模撤軍。上世紀70年代，參議院險些強制推行撤軍，但被政府勉強否決。

2026年2月14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在接受現場提問時談到了中美關係。圖源：美國駐華大使館

在亞洲，當下並未出現可與上世紀70年代比肩的重大衝擊，當年正是那些衝擊迫使首爾和台北方面秘密推進核計劃。1969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森提出的關島主義（Guam Doctrine）要求盟友自行承擔國防人力，而美國從韓國撤出2萬駐軍的舉動更凸顯了這一要求的分量。1972年尼克森對華「破冰之旅」更是讓台北和東京方面猝不及防。數年後，西貢陷落引發各方對美國戰略意志的擔憂。儘管對美國強烈不滿，但各國首都並未爆發當年反對部署潘興II型導彈時那樣的大規模抗議。聯盟體系的共同威脅認知也並未像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那樣流散。

主要的例外是美國對格陵蘭動武的威脅，如果美國付諸實施，確實可能導致聯盟體系崩塌。但這一威脅過於離奇、極具個人色彩且非常極端，美國兩黨均無重要人物表示支持。民主黨已公開反對，共和黨領導層也持相同立場。川普已收回這一言論。

美國直升機1975年4月29日在美國駐南越西貢大使館屋頂慌忙撤走外交官和南越人的影像，成為「西貢時刻」的象徵。圖源：網路圖片

經濟領域的情形與安全領域類似。2025年4月2日啟動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關稅削弱了美國作為可靠經濟伙伴的公信力，但美國動用自身經濟體量打壓盟友，甚至祭出關稅手段，早已不是第一次，例如歷史上的「尼克森衝擊」和「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當前的緊張局勢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一次。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聯盟體系的韌性往往遠超當時觀察人士的預期。危機屢屢引發聯盟崩塌的預言，但聯盟之所以能夠不斷調適，恰恰是因為其背後的驅動因素始終強勁。川普第一任期在防務分擔問題上的威逼曾引發各國強烈不滿，也確實造成了實際損害，但也推動歐洲各國的防務預算向北約2%的目標靠攏，促使日本將防務開支翻倍，並推動各方就應對中國科技挑戰展開協作。

拜登政府時期，上述諸多盟友搭建了一系列在過去難以想像的合作機制：美、英、澳聯盟「奧庫斯」（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韓日關係回暖、半導體聯合出口管制、歐亞各國協同應對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行動。這些並非川普的本意，但足以說明，一個時代的緊張局勢能夠催生下一時代的能力建設，為後續領導人創造機遇，以從前難以企及的方式鞏固聯盟。

2024年4月7日，美國、日本、澳洲和菲律賓在南海舉行首次聯合軍演。圖源：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臉書

聯盟得以存續的原因之二：對競爭對手的認知趨同

當前，即使盟友正面臨美國帶來的短期衝擊，但各國對中俄挑戰的威脅認知正日益趨同並持續加劇。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打碎了歐洲殘存的幻想，北約指責中國支持俄羅斯；亞洲國家則將俄羅斯動武的行徑視為警示，擔心同樣的風險降臨到自己頭上。同時，中俄兩國也在亞洲地區加強聯繫。

盟友的威脅認知轉變不僅限於安全領域，還延伸到了經濟和科技領域。亞洲和歐洲各國政府正紛紛形成與美國長期以來一致的判斷：將中國視為直指自身工業實力根基的重商主義強權。歐洲領導人如今頻頻提及第二次「中國衝擊」，即大批享受補貼的制成品湧入。

中美工業體量直觀對比。圖源：網路圖片

上述種種尚未凝聚成統一的聯盟政策。對威脅本質的認知趨同並不代表在安全或經濟領域的應對舉措完全一致；在對華「去風險」的程度、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平衡、台灣問題和烏克蘭政策上，各方仍存在分歧。但共同的判斷是共同行動的前提，而這是近一代人以來，各方的判斷首次開始趨於一致。

這種認知趨同是一項引人注目的地緣政治現實。即便在冷戰時期，盟友的威脅認知也存在分歧：西德推行新東方政策（Ostpolitik）與緩和路線，前線國家則力主強化威懾，歐洲導彈部署問題同樣引發了各國公眾與政府的分裂。在某些程度上，即便當下的威脅緊迫性更低，各方比以前更加團結。極具變革性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正不再是彼此完全割裂的戰略空間，這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聯盟協作奠定了基礎，儘管川普政府在未來兩年半內不太可能把握住這一認知趨同帶來的機遇。

冷戰時華沙公約成員國和北約對峙圖。圖源：維基百科

聯盟得以存續的原因之三

（一）外部力量

盟友正通過組建新型中等強國聯盟，謀求在關鍵領域對美「去風險」。但這種「去風險」轉向正被大趨勢所抵消和超越：經濟領域的中國出口激增、科技領域的人工智能革命、軍事領域的防務開支增長。這些趨勢正催生各國與美國之間的新型聯繫，其形成速度遠超舊有聯繫的瓦解速度。

在經濟領域，隨著中國進口規模收縮，美國目前承接了各盟友約20%至30%的出口總額，占比甚至遠高於五年前。去年，即便在貿易戰期間，歐洲、日本和印度對美出口額均大幅高於對華出口額；過去五年間，歐洲對華出口下降約15%，日本、韓國、印度均下降約20%，而歐洲、韓國、印度對美出口分別增長約30%。這種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只會加深：第二次「中國衝擊」將讓美國市場成為更加關鍵的生命線。而美國的再工業化進程（從造船業到半導體、電池產業）也日益依賴盟友的投資和技術共享，這反過來強化了雙方的相互依賴關係。

科技領域的聯繫也日益緊密，部分原因在於人工智能革命。有關歐洲各國政府要求官員停用微軟Teams和Zoom、棄用美國操作系統、在雲服務和人工智能領域搭建「主權級」替代方案的報道屢見不鮮，但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正在重塑盟友對美國的依賴。過去各國對美國移動端和桌面端操作系統的依賴並未減弱，如今還依賴美國的雲基礎設施、高端晶片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歐洲的努力仍然不足、監管過強、過於碎片化、過度聚焦減少政府限制而非推動商業用途，因此難以從根本上擺脫數十年來形成依賴。（同時，美國的人工智能發展仍將依賴荷蘭的光刻機、德國的光學設備和激光器、日本的化工材料、台灣地區的半導體工廠。）

世界上各國最大貿易夥伴是美國還是中國的比較。2000年美國貿易是中國的四倍，但2024年中國已經是許多國家主要貿易夥伴，所以能作為替代出口的國家不少。圖源：econovisual

軍事領域的聯繫最為緊密。面對中俄，各盟友都在同步開展近一代人以來規模最大的防務建設，從而拉近它們與美國的距離。這一邏輯在亞洲十分清晰。儘管川普時常在言論上抨擊亞洲盟友，但台灣地區和日本仍尋求採購美製武器，韓國謀求開展新的核潛艇合作，印度則加深了對美制噴氣式發動機的依賴。雖然歐洲在「去風險」上走得更遠，但與美國的聯繫依然牢固。在歐洲新一輪重整軍備計劃中，大量份額對美國企業開放；歐洲新興防務科技龍頭企業的資金大多來自美國資本；過去幾年，歐洲防務採購中流向美國企業的占比上漲。烏克蘭戰爭催生的緊迫需求，只有美國能夠快速、大規模地予以滿足。

中等強國的對衝策略不僅正被大趨勢所消解，其反映出的聯盟問題也沒有那麼嚴重。中等強國在謀求拓展其他對外關係的同時，仍繼續與美國保持合作。而且在多數情況下，這些新的關係是與美國盟伴建立的，其中不少關係都是以印度、日本等關鍵國家為中心，形成美國長期鼓勵的跨區域布局。眼下看似「去風險」的舉措，長遠來看是對聯盟網絡的再投資，也是對美國長期致力提升的各項能力（防務生產、供應鏈韌性、互操作性）的再投資。川普政府的政策或許是這一進程的推手，但盟友凝聚力和能力的提升不會隨著他的卸任而消退。

2025年6月16日，川普參加G7峰會，與加拿大總理卡尼（右）、妻子黛安娜（左）伉儷合影。圖源：The White House

（二）內部力量

第一，技術官僚。川普及其團隊試圖鏟除所謂由「覺醒派」（woke）活動人士組成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但真正的深層政府更為平常、更加重要。聯盟內部的專業人士在聚光燈之外開展日常合作事務，他們構成了一張歷經數十年搭建和維護的緊密關係網絡。由於這些工作是技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且以數年乃至數十年為周期推進，因此構建緩慢，消解同樣不易。正是這份平淡枯燥的屬性，讓聯盟在動蕩的政治周期中擁有壓艙石。

這種穩定的勢頭顯而易見。儘管高層關係緊張，川普任內諸多合作不僅得以延續，甚至還進一步深化。即便印度因美國加徵關稅而深感不滿，兩國防務關係卻未受波及，雙方簽署了一項新的十年防務框架協議。奧庫斯（AUKUS）雖曾面臨五角大樓秉持「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的審查和質疑，但仍得以保留，並已歷經三個成員國政府更迭的考驗。在菲律賓，「肩並肩」（Balikatan）年度軍演的規模擴大，日本自衛隊也參與其中。美國與韓國的貿易形勢緊張也並未阻礙雙方在核潛艇領域深化合作。

2023年3月13日，美國總統拜登（中）、英國首相蘇納克（右）、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左）於美國加州洛馬岬海軍基地舉行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峰會。圖源：法新社

第二，美國國會。國會也為維持這些聯盟關係的穩固發揮了作用。儘管美國政治極化加劇，兩黨多數議員仍繼續支持北約、印太合作機制及防務產業一體化進程。共和黨領導層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也更趨主流，共和黨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約翰·圖恩（John Thune）就曾表示「我們需要盟友」。事實上，國會已禁止在未獲國會正式批准的情況下退出北約。

第三，美國盟友。美國盟友有時似乎對美國抱有某種一廂情願的認知：即使現實存在矛盾，仍希望維持對美國長期以來的正面觀感。日本雖然對美國關稅政策、川普對華緩和態度、華盛頓在中國強勢施壓下沒有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深感不滿，但仍決定表現得仿佛聯盟一如既往地牢固。英國同樣堅定秉持「特殊關係」的理念，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Mark Rutter）也對美國政府表達了對雙邊關係的信心，而這份信心在許多人看來難以理喻。這其中既有對聯盟體系發自內心的信任，也夾雜著一種「先裝樣子撐過川普任期」的務實心態。無論如何，這些表態具有穩定效應，能夠有效爭取緩衝時間。

美日聯合演訓，首度依據美軍新作戰構想實施。圖源：翻攝日本陸上自衛隊

未來的世界秩序

後川普時代的世界秩序存在以下幾種可能性。

第一，全球多極化，即一個沒有規則、沒有固定聯盟、各國自顧自的世界。這種霍布斯式的圖景可能引發災難性戰爭，一如一戰爆發前的局面。屆時小國將喪失主權，中等強國會謀求擁核，大國則陷入軍備競賽。

第二，勢力範圍。該秩序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各大國管控各自的周邊區域，美國則退守西半球。但大國之間始終會相互爭奪勢力範圍，拿破崙戰爭之後如此，雅爾塔體系之後亦是如此。更何況勢力範圍既無法停止供應鏈競爭，也無力應對從人工智能到海平面上升等跨國挑戰。

第三，大國協調，創造大國治下的和平，其秩序性比前兩者更強。但這似乎並不現實，如今大國就連應對氣候變化都無法達成合作，更遑論共同塑造世界秩序。而且即便後兩種局面能夠實現，它們對美國盟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明顯不太有利。

第四，中國占據部分主導地位，其概率高於前三者。多極化、勢力範圍和大國協調都假定大國實力大體均衡，但以中國龐大的體量來看，該假定幾乎不成立。在這種部分主導的格局下，世界秩序將以中國的體量為依托，圍繞對北京的依附來構建，美國及其盟友將落入下風。

第五，「聯盟規模」，這是制衡中國的唯一路徑。這要求盟友統籌市場、投資、技術和軍事能力，讓聯盟不僅承擔軍事威懾功能，還能成為能力建設的平台。各國以這種方式聯合而成的陣營，其GDP、軍費開支、專利、學術成果、製造業產值等都將超過中國。結構性現實不但沒有讓這種「聯盟規模」的構想淪為空談，反而使其更具落地可能。即使盟友因應對川普的政策而調整立場，反而更有條件向美國提供更多助力，這也愈發凸顯了這一模式的必要性。此外，中國正在通過聯盟分化戰略來阻止「聯盟規模」的出現，證明該路徑是可行的。

2025年9月3日，中國大陸盛大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觀禮嘉賓在習近平領隊下一同走上天安門。圖源：新華社

實現「聯盟規模」的方式

後川普時代，「聯盟規模」不會自發形成，但這一構想的可行性比看起來更高。

第一步是共同評估挑戰。如前所述，盟友對中俄的認知趨同。要以這份共同為基礎推進合作，就需要告別當前時代，主動發力重建信任。美國必須讓盟友相信，其此前最具冒犯性的舉措源於特定領導人川普的個人特質，而非美國政治體系發生永久性轉向。兩黨共同明確表態放棄針對格陵蘭的軍事威脅有助於修復信任，刻意選擇效力跨越總統任期的承諾機制同樣重要。

作者認為，從小型具體項目起步同樣不失為明智之舉，既能在特定領域驗證「聯盟規模」的價值，也能積澱信任基礎。短期見效的成果可以提振信心，而在藥品供應鏈、彈藥聯合生產等領域，仍有開展創新性試點的空間。行事準則應是謙遜務實，克制簽訂全面性聯盟條約的衝動。如果針對共識度最高的領域採取專門措施，那麼取得的顯著成效將為後續推進積累勢頭，也有助於破解國內政治環境中的阻礙因素。這些項目的組織原則必須是互惠互利，體現為能力的雙向流動。相互依賴會在各國培育出這一關係的支持者，因此早期項目的設計應當讓所有盟國都能取得看得見的政治成果。

2023年北約峰會與會政府首腦合影。圖源：視覺中國

作者指出，歸根結底，重塑聯盟需要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它不能僅僅是被動防禦，不能成為一個僅以反對對象來定義的陣營。它必須有自身的價值主張──構建一個開放、繁榮、充滿技術活力的秩序，不僅成員國主動願意融入其中，其他國家也希望加入。著手勾勒這種願景，應成為未來幾年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務。

眼下，前景看似樂觀。但正因如此，更有必要回望歷史上那些嚴峻的危機，並認清當下結構性驅動力量的強大程度。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依然具有一致性，而隨著中國的實力及其他「修正主義國家」的聯盟已增強，這一邏輯更加清晰。美國盟友應當清楚，儘管自身的不滿和擔憂合乎情理，但當前的美國是它們所能依托的唯一選擇。而美國更應反過來領會卡林頓的告誡，在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盟友的當下，保持克制至關重要。畢竟，這些盟友也是美國僅有的盟友。

綜上所述，美國的同盟體系雖然出現裂痕，但仍具韌性挺過川普衝擊，因此在川普任期之後，仍能存續。

（全文完）

◎上篇｜後川普時代的世界秩序：美國聯盟體系能否存續？(上)｜海外通訊
◎下篇｜後川普時代的世界秩序：美國聯盟體系能否存續？(下)｜海外通訊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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