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面對壓殺的歷史:從《范天寒》到《戲中壁》(下)

By 鍾喬 / 2020-09-04 16:35:59 /
左翼
摘要:

回首2018,《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以一部長達3小時的劇碼,在台灣劇場界引發一陣議論;而後,入圍第十七屆【台新藝術獎】,在眾聲喧嘩的劇場界,以一種近乎暗影、無聲以及低嗓門的扣問,一段台灣戰後史上被刻意壓殺的白色恐怖事件,宛若殘骸般重新在世人面前現身。然則,自始至終以西方人權觀點,看待轉型正義問題的台灣社會,對於二戰後冷戰、新殖民主義在東亞形成的國家暴力,卻存在著依附西方普世價值的觀點,欠缺亞洲第三世界「冷戰、戒嚴體制」特殊性的問題,值得提出來探討與重新釐清。在冷戰及後冷戰年代,持續發生於東亞或整體亞洲,相關左翼肅清的國家暴力事件,一直未曾消失,只不過甚少進入欠缺「左眼」看世界的場域。

◎上篇:鍾喬|面對壓殺的歷史:從《范天寒》到《戲中壁》(上)


4. 戲中如何有【壁】?

日殖末期,以《厚生演劇研究會》為基底的戲劇人,由戰後著名的台語片導演林摶秋所執導的【閹雞】一劇,從小說作者張文環的同名小說取得靈感,在台北大稻埕永樂座演出大爆滿,劇中並因一首台灣民謠《丟丟銅仔》而出名一時,甚而引來日警的斷電禁演;此時,舞台上卻亮起手電筒,繼續在暗摸中演出一事,幾乎已成為光復前夕台灣劇運與劇史的一項傳奇美譽。

便是這樣,從文化抗日的脈絡,延伸到戰後時空下,戲劇人的抵抗美學如何在風聲鶴唳中萌芽。2.28 前夕,從日本《筑地小劇場》學成返回的劇作家簡國賢,連結了專擅民間「講古」(閩南語 說故事)的宋非我,組織了戰後標誌性劇團---《聖峰演劇研究會》,於1946 年在中山堂演出【壁】一劇,贏得觀眾的滿堂喝采。就日後民間口述證實,演出前,風雨大作的中山堂廣場,人人撐傘競相買票進場,就連知名的革命女鬥士謝雪紅也在排隊行列中。這又是戰後台灣戲劇的另一項傳奇與里程。

xxx2020 年春天《戲中壁》演出海報

多年以前的某個夏日夜晚,當我毫無邊際的享受在賈西亞、馬奎茲的【百年的孤寂】的文字世界中時,心頭再次浮現當年風雨中的廣場,人影緩緩步移、一片傘海流淌的景象。那時,便也決定在【壁】一劇的寫實基礎上,開展某種帶有魔幻色彩並經過再改編的書寫。於是,有了【戲中壁】一本中篇小說的問世,也改編成電影劇本,獲1994年最佳電影劇本獎。我說,帶有某種魔幻色彩,應該稱不上神話或詭麗般的神奇;其實,只是增添一些想像的成分罷了!但,於我而言,這已不是那麼容易。原因必須說明:在探索貧富差距的階級問題上,【壁】在特定時空下的特殊性,恰是善惡的截然二分,有其2.28發生前夕的時空背景;那麼,【戲中壁】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拉出超越二分法且觸及階級問題的場域呢?始終引人且待人深思。

時過境遷,我時而刻意、時而不免是迴避地遺忘自己曾有的這件創作,將之藏進書房與心中的櫃子裡。有一種安靜,好像是獻給時間彼岸的劇作家,也是革命人;有一種孤寂,不知如何言說那種左翼人,在那樣無縫接軌的年代,身穿一件妻子寄來的汗衫,躺在沙塵覆著血跡的刑場;有一種,不如好好地看待當代,而離散於彼岸時空的心神與視線。我且將自己與【戲中壁】拉開了距離,一轉眼,便超過25個寒暑。這樣子,便是在很多的遺忘中,有一回獨自徘廻於已經熟絡有加的台北《寶藏巖藝術村》的歷史斷面時,再次回想曾經在此殘餘地景中,搭起帳篷演戲的種種…。記憶波動著些許心中的水痕,「殘餘」逐漸化作抵抗美學的符號。這符號象徵著對於發展/競逐/佔有/掠奪的抵拒;也標示著如何與時間彼岸,無論是劇場或地下黨革命事跡,遺留下的「殘餘」重新接軌的欲望。我是這樣又想起了藏匿在暗處的這個中篇小說--【戲中壁】。我想將它轉化為劇作,以歷史斷面為美學象徵,讓冷戰記憶的「斷面」成為劇作的媒介,在尚有剝牆的寶藏巖戶外劇場中演出。戲劇於我,既是藝術的表現,更是文化行動;因而既是理念的,也須在生活中將理念給實現出來。就這樣,一個劇本宛若一朵從泥壁間掙扎著冒出瓣的花,在文字間輾轉後,化作舞台上的身姿與形影,讓身體說出時空彼岸的話語,且與時空的此岸產生某種辯詰性的對話。

xxx《戲中壁》演出舞台設計(設計:林育全)

【壁】在表現些甚麼呢?在台灣的時間處於紛亂不堪的年代中,劇作家以劇本書寫了這樣的場景:「壁,在你這層壁那邊,是堆積著和房子一樣高的米…。也是你這一層壁的這一邊,是一個遇不到白飯的惡鬼,非切斷自己生命不可的地獄。」只有這層壁的隔閡,情形是這樣不同;那麼,【戲中壁】既是將當年演【壁】的核心人物給推到舞台前線。稱作 宋導的導演與稱作阿賢的劇作家,必須與觀眾謀面;然則,這樣的謀面,在真實時空的流轉中,其實是因為劇作家的妻子,在風聲鶴唳中留下了【壁】這個劇本,整個被壓殺的記憶,才得以有重新出土的那麼一日。

那是多麼噤默、又多麼灰暗的一項文件,以劇本的樣式與面貌,讓我們在百劫中挽回那差些沒入深淵的文字。文字,一句句寫在泛黃的紙張上,藏在一只包袱裡,歷經數十年的大沉默,再出土時,必須有一段嶄新的風貌吧!我這樣想著盤旋在腦際間的【戲中壁】劇本。也這樣,透過一個女性的觀點,以劇作家妻子做為劇中備受時空折騰的腳色,將一整個被荒蕪的煙塵給埋陷的記憶,透過伊冒著生命風險保存下來的劇本---【壁】,在斷裂的時空中,打下無數個牢結,搶救下片片段段被連結起來的場景;並在新創作的戲中,打造一個又一個龕入劇場裡的意象。當然,隨著時空的流轉,我們在現今的場域舖演歷史的壓殺,如何找到與當代對話的表現方式,變得無比關鍵且具挑戰性。歷史本身必須說話,而不是腳色在融入劇情時,一味地替歷史說話;因為,這段歷史充斥著血腥與殺戮,設若歷史只是一項題材,帶來的撞擊性畢竟有限!

為了書寫這樣的對話,以讓記憶活在當代,【戲中壁】並非將化做史事的人物或主題搬上舞台;相反的,很多史事已經被重新改造,加入虛構的成分。我開始設想:如果劇作家的妻子,是將這段幾乎被湮滅的歷史,加以復甦的核心人物。如何賦予她嶄新的身分面貌,會是重要的關鍵。很多時候,當人們說:詩的想像比歷史更真實時,劇中人物的新生命,便在這想像的詩意裡誕生了!我於是生出了 一種想法:在歷史的真實中,劇作家因著【壁】在2.28 前夕被禁演,從而也參與了地下黨組織,最後以喬裝身分步上流亡之途。在流亡的道途中,主要逃難於現今台灣三義鄉鯉魚潭的酸柑湖一带,從事燒碳和割香茅的勞動。據說,這段時日,劇作家經常克服了扁平足的先天困難,努力跟上其他流亡者的步伐。最重要的,這裡是客家山區,也是我童年時期留下深刻印象的故鄉。因此,如果劇作家的妻子就是這裡的客家女子,將會生產出跨越閩、客族群的另一層意涵。同時也帶出流亡的每一步路,都會是著根於妻子家鄉的象徵意涵。

這樣子寫著,將記憶加入想像的色澤,對於一段白色恐怖歷史下,一個劇作家與她的妻子和劇團導演共同完成【壁】這齣戲的前因後果,有了超出原本歷史之外的詩意,或許孕育其間,也或許已消失在一陣迷霧中…。

我想用一段這戲裡發生的場景,來訴說這本重新書寫後的劇碼,對於原本戲中所關切的核心:貧富差距階級問題的提問。劇中三人,對於這項命題,在疏離(陌生化)自己的腳色後,有了以下的對話:

宋導(導演):時間不會阻饒這樣的事發生,對吧!從過去到現在…。
阿賢(劇作家):也許一直到未來!
惠子(妻子):應該會一直到未來!時間從來都是無情的…

是的。【壁】的主題,在免於二元對立的僵化處境下,被另類底處理成【戲中壁】裡,經常挑動觀眾當下觀念的一種行為。這或許是為殉難的身軀與凝重的殘血,所交奏起的一段安魂曲,也說不定!這齣戲一開始就不是為還原歷史真相而作,而是意圖經由劇場與觀眾對話;因此,進到劇場來探索或思考白色記憶的血跡,是一切的初衷與目的。

5. 劇場與文化行動的先驅

讀到 簡國賢發表於1946年的一篇文章。至今回首,在感受到時間彼岸社會騷動帶給劇作家的激切與焦慮時,再次回到布萊希特的那句名言:「與其要問美學,倒不如去問現實。」雖然,這是表現主義的老生常談;亦即,劇場不在於反應現實,卻在於如何擊碎現實,重新整合。仍然引發我們在時過境遷後,深入思索劇作家的美學觀與社會變革的關係。

事情是這樣的…。

2.28事件發生的前一年,一齣稱作《壁》的戲在台北中山堂公演,帶來巨大的回響,也同時引發諸多批評討論,核心問題圍繞在戲的最後,貧困的工人許乞食終因難以忍受可能因饑餓帶來的死亡,讓母親、兒子一家三口人服毒自盡。因著貧困而深受無路可走之苦,固然得以了解;然則,選擇自殺一途,或難令人接受。因此,批評的聲音圍繞於劇作家的悲觀,包括知名作家吳濁流也在報刊為文,先讚賞演出的戲劇水平之餘,提出對戲的結局「過度悲觀主義」的批評。

xxx《戲中壁》排練劇照(攝影:郭盈秀)

1946 3月 劇作家 簡國賢 在當年的《新生報》發表「被遺棄的人」一篇文章,主要針對這些批評有所辯駁。他說:

啊!這群被遺棄的人們要何去何從?他們只能拼死以頭撞壁嗎?還是要背負現實的苦惱,堅信燦爛的陽光普照他們頭上之日會到來?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壁>的問題。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勞工過度營養不良,以及蒼白的失業者到處氾濫,被遺棄的人們一天天地增加,絕望的深淵不斷地擴大;而握著權力,地位與黃金的人們益加興榮。(簡國賢 作 林至潔譯)

而後,針對誰殺了許乞食這件事,他繼續作了一段發揮。他說:

這果真是我的罪過嗎?是誰殺了許乞食?他不是死於作者的筆下,而是受到社會制度的傾軋,有人認為《壁》並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法而對我深感不滿,希望我能謀求解決之道。可是,我只提示一個暗示與課題。只有現實的矛盾能解決, 《壁》的問題始能解決吧。(簡國賢 作 林至潔譯)

這裡點出的重點在於:現實矛盾與劇場美學,如何被對等看待的問題。亦即,當人們期待在劇場裡,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時,劇場人卻同時在思索現實矛盾如何被解決的事情。這是很值得深思的辯證,原因通常落在劇場作為一種基進美學,無論如何皆同時在關照「民眾性」與「美學性」的辯證。當然,從一種僅僅是服膺於現實,或僅僅是為美學服務的劇場而言,這也不難從政策或學院的論述出發,找到一種綜合二者的說法。只不過,通常說法只是說法,並無從令創作者真正探索劇場與觀眾所欲搭起的橋樑;因為,這座橋樑須承載社會批判與美學深度的雙向內涵。

xxx《戲中壁》排練劇照(攝影:郭盈秀)

這樣的辯證,出現在簡國賢回覆評論者對「壁」一劇的批評上。顯見的,他對於劇作與社會改造的想像,並非只放在戲劇美學上來思考;更多的,卻是對於現實的投射。這樣看來,他在劇末讓貧窮一家自殺的安排,一般的角度而言,恰是悲觀的、消極的;換個角度看,卻會有全然不同的觀點。這觀點恰如簡國賢所言,是一種以內視為先,而後外放的批判觀點,也就是在戲劇裡自殺,全然是為了在現實的黑暗中抵抗,這種融合美學性的抗爭,最終希望抵達的是:被壓迫者以絕望結束生命,藉以翻轉現實社會的民眾性與階級性。

無疑的,「壁」在時間此岸帶來的提示在於:劇場與社會的辯證關係,就是如何以 劇場作為一種文化行動的開展。這時候,美學與社會的辯證,轉而進入保羅、弗雷勒「Paul Frreire」的對話以世界為中介的思維,成為劇場美學與社會現實辯證的核心。亦即,讓知識分子於劇場中,尋找到與民眾的對話關係。基本上,這都在處理或面對劇場的「美學性」與「民眾性」兩大主軸,相互消長或者彼此矛盾的問題。歐哲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對這樣棘手的問題,有深具啟發性的思想發現,就寫在「作為生產者的作者」這篇章裡。意思是,若能把愈多讀者或觀眾變成共同行動者,那麼這部機器就愈能:「奪回生產工具,藉由文化生產,引致共同行動」;若以布萊希特 史詩劇場 為例,即是討論作家(劇場)知識份子,如何重構與民眾的連帶;若回到簡國賢的辯駁,也能延伸為:知識菁英從民眾身旁刻意走離後,如何以一種對等的視線,將唯心論的創作「變身」為唯物的思維,讓創作者以生產者的身分,和民眾共創一種新的生產關係。這在民眾劇場裡,說穿了,便是一種文化行動的生產。某種進步的角度閱讀簡國賢的這篇短文,得以了解他所言:「是誰殺了許乞食?他不是死於作者的筆下,而是受到社會制度的傾軋…。」

如果,我們將這樣的生產關係,放回當下的台灣社會,便也會發現,透過文化行動串聯的社會與劇場,可以從物質性的時空,(例如:社會的地理、市場、人口分布...)以及符號性的時空(例如: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傾向)來看待。就前者而言,它依著資本的流動而產生變化或改觀;但,符號性的時空,卻為我們提供了結構性的觀點,來深入到劇場如何介入社會的狀況中。這時,社會不再是當下的時空而已,卻涵蓋了共同記憶的時空。理解這件事情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透過這樣的時空感,去找尋到屬於自身與社會或時代的張力。這樣的張力,通常出現在人對歷史的破碎與殘缺,漸漸因著未來的風暴,顯性或隱性地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刻。如果以這樣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說:現代社會的符號性時空,是經由冷戰/戒嚴/新自由主義 三組 驅力,在作用其影響力!

冷戰/戒嚴的重新面對,探索其背後的時空及意識形態考察,就劇場而言,等於將難以被統合或整體化連結的亞洲民眾戲劇,以重構第三世界美學的精神,自外或批判性對待長久內化西方或美式文化的過程!這當然是在全球化衝擊下,對西方宰制的一種強烈對抗與反思!

xxx《戲中壁》排練劇照(攝影:郭盈秀)

關於 冷戰/戒嚴體制作為社會符號的部分,得以透過〔戲中壁〕來說這個故事。比較關鍵的是,我們現在像似站在一個時間斷裂的危崖上,轉身目睹發生在關鍵化時刻的事件。所以到底是真實或虛構,都帶著某種迎面而來的身姿。這是這齣戲在滯緩的行動中,召喚觀眾內心底層既模糊卻也真實的身影的主要原因!

「壁呀!壁,在你這層壁那邊,是堆積著和房子一樣高的米的奸商…。也是你這一層壁的這一邊,就是一個遇不到白飯的勞工,還有呢?就是餓得站不起身來老母。只有這層壁的隔閡,情形是這樣不同。」(壁的台辭)

簡國賢2.28 前夕在劇場裡的提問,經過時間的洗禮,仍在我們當下成為臨界的思索。如何讓美學不再僅是僵滯的命題,一如「壁」的過去,卻也驅動班雅明的命題,讓作者也是生產者,這時〔戲中壁〕這齣戲的一種思辨:「美學性」與「民眾性」的循環提問。

面對冷戰/戒嚴體制下,發生於台灣的壓殺記憶。劇場,或者更準確地說:以「美學性」與「民眾性」為辯證主體的民眾戲劇創作。如何在時間彼岸與此岸,以身體、敘事、對話、音樂共同述說一種「共時性」的到來,卻又能免於讓民眾的歷史陷入神秘性的泥沼中,這是從【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到【戲中壁】系列作品中,《差事劇團》延伸至《人間雜誌》精神的重要劇場差事。

6. 記憶如何變身於劇場──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 重新登場

2020年,《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 》歷經整合後,以再創作的風格與內容,重新登場。

一切都從記憶開始,一切也很多時刻從死亡開始;而後,我們開始在腦海與深心處,纏繞著如何在創作中表現的事情。情感,因為不斷的被駭人的檔案衝擊,自然變得若能緊緊靠著心靈的那棵大樹,亦即殉難者的生平、事蹟與血腥的撲倒刑場,被撞擊的種種波盪與重壓,或將獲致解放。當然,這也是一切的基礎,但這基礎除了像一棵大樹,矗立於心靈的危岸之外;卻也在意識或潛意識中,像一粒種子般落入內心的土地,期待長出涵蓋創作者自身觀點、想像、意志、甚而心理揣測的作品,形成一部搬上劇場的劇作。在大樹與種子之間;緊靠與距離之間;紀實與想想之間,形成一種必需的拉扯…。

為甚麼?經過某種不一定已然之過程,我們終將回返歷史的那一刻;並且,賦予記憶一種經過時間洗鍊後的樣貌?這同時,記憶已經不是它原本的狀態,卻帶有了當下的每一瞬間。因為,瞬間是劇場的力量;因為,劇場是當下的藝術,它讓記憶非僅停留於過去的樣貌,同時在我們的目睹下「變身」。而記憶的「變身」,在劇場中,是一種時間的回流。回流,不是複製;回流,不是倒帶;回流,讓水流或生命回返根源重新出發的原點,並且生產創造性的意涵與感受。

xxx《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演出劇照(攝影:柯泓宇)

就這樣,回首2018,《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以一部長達3小時的劇碼,在台灣劇場界引發一陣議論;而後,入圍第十七屆【台新藝術獎】,在眾聲喧嘩的劇場界,以一種近乎暗影、無聲以及低嗓門的扣問,一段台灣戰後史上被刻意壓殺的白色恐怖事件,宛若殘骸般重新在世人面前現身。

最早,1998年,解嚴剛過一年的春夏間,因著《人間雜誌》一場在楊梅後山的採訪,梁氏一戶客籍農家共十數人被清鄉帶走;而後,展開的囚禁、凌辱、拷打、刑求、審判、入監以至於槍決,揭開一段1950年代,地下黨人在桃竹苗山區流亡的祕密檔案。驚人的地下黨革命組織與運動,以史詩般的冊頁,在貧困的土地上留下撲殺的血痕。

這以後,歷經禁錮、牢災、沙戮的怖慄與噤聲,化名范天寒的政治受難者,以一坐牢數十載的農民身分,在相同是客家鄉間的遠東化纖工廠前,與罷工的工人弟兄及領導握手相識,一段戰後台灣工農抗爭、革命的歷史,形成一齣戲的背景,帶來的是時空與一場戲的回流。

記憶,從時間的彼岸,帶著歷經沉埋、遺忘、淡漠的痕跡,在時間的此岸再次現身,這即將是2020秋冬交際,《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回流找尋時空河道的一種探索。然則,自始至終以西方人權觀點,看待轉型正義問題的台灣社會,對於二戰後冷戰、新殖民主義在東亞形成的國家暴力,卻存在著依附西方普世價值的觀點,欠缺亞洲第三世界「冷戰、戒嚴體制」特殊性的問題,值得提出來探討與重新釐清。在冷戰及後冷戰年代,持續發生於東亞或整體亞洲,相關左翼肅清的國家暴力事件,一直未曾消失,只不過甚少進入欠缺「左眼」看世界的場域。

xxx《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演出劇照

就在戰後與台灣相同歷經「獨裁下發展」的韓國,便曾有著這樣駭人驚聞的歷史,在釜山一個稱作【ART ORGANIZATION C】發展中的戲碼:《生與死》中,從事件出發卻超越事件且形成一種人性哲學的方式,被創作者排練與發展中…。他們這樣看待東亞暴力在韓國戰後歷史中的酷烈;更形重要的是,提出一種亞洲第三世界的美學觀點。

事件的原貌是這樣的:

去歲,在韓國忠清北道報恩郡內北面阿谷里內,發掘出40具在「6·25」韓戰期間的民間屠殺事件---「國民報導聯盟」中犧牲者的遺骸。民間屠殺事件『killing Fields』波及168處。70年後的今天,政府發掘了13處,而民間的共同調查團(2018年4月1日)也不過發掘了5處而已。另有,韓國民主化運動過程中,發生於1948 年的濟州島4.3事件,以及晚近2014年「世越號」翻船慘案等,我們至今也無法瞭解到底是什麼原因將他們逼上絕路。他們向生活在現在的我們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我們卻無法抓住那雙手,去理解他們的死亡,到底在訴說著些什麼。他們為什麼被逼上絕路?他們的死亡在傳達著什麼?透過他們的死亡,我們又該如何生存下去呢?此次戲劇表現的核心:恰在於跟隨他們遺留的足跡,去瞭解他們死亡的真相。

人,在生存關係中形成互相的溝通。與這種關係背道而馳的是:「說是活著但如同死亡」。人 與「活過」這關係的相處,並在此關係中才能被誕生並確定存在著。從而,人類通過他人成為令人記憶的存在。此外,人類是用死亡留給他人記憶的存在。將此記憶視為基石的我們,才能夠說是活著。死亡不斷在與生存對話。告訴活著的我們,應以何物生存下去的理由。

雖然生存與死亡像是硬幣的兩面,但是在生存中,死亡在死亡之中無間斷地反復生存著。生存與死亡不是像現在與過去,或如時間般瞬間變為過去,而是與我們一同前進。不會因為是你的死亡,因此,於我來說變得遙遠,你的死亡與我的死亡同在。殉難者的死亡不是遠方他者的死亡或是瞻望的死亡,而是我們的死亡,是我們的記憶,是應該一直被蘊含在我們生命當中息息相關的。死亡與生存像一雙手一樣走在一起,如同一首詩中的詩句:「花朵凋零,我也不曾忘記你。」

「花朵凋零,我也不曾忘記你。」生存不忘卻殉難者的死亡;因為,記憶從來並非固態,一如時間彼岸的死亡,卻在戲劇的每一瞬間,「變身」為 一種對於生者的「召喚」。因此,並非生者以戲劇「召喚」死者;而是死者透過戲劇「變身」,來到時間的此岸。

這齣戲最初創作的構思,開始於回首一場發生於1980年代末期的族群平等「客家人運動」。後來,藉此去發現,對於劇場的歷史性書寫與演出,與其說是「重訪」或「回顧」,倒不如說是一場當下對被記憶「召喚」的表現旅程。因為是表現,因此不是再現;因為是旅程,因此不是終站。

可以說,在每一個驛站或渡口,都經歷一場重新創作的歷程,看見時間彼岸在此岸留下的跡痕。有時,工整如清新的字跡,在人生的行間留下記載;有時,卻飄盪如秋日午後的飛雲,在天際漫舞;更有時,彷如一場突如其來的荒蕪,任由枯枝敗葉在時間的荒郊,無邊的蔓延。

是在這樣的旅程中,《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 再次登場,從而取得再次創作的新生命。

這不是歷史的回首或再訪;而是客家共同記憶的「轉身」親臨。因為,客語的回首,是以「轉身」這樣全稱的身體性,賦予時間彼岸的當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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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鍾喬授權發布
◎文中圖片翻攝自微信公眾號「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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