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普拉薩德‧潘尼安（Prasad Pannian）
◎編譯｜竇笨叟

愛德華·薩伊德會毫不猶豫地譴責哈馬斯殺害平民的行為，但他不會讓這種譴責抹去加薩暴力事件發生的歷史。圖源：法新社

前言

加薩最真實的體現了世界道德淪喪的範圍。在這片廢墟中，對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的記憶召喚我們，走向從理性的廢墟中興起的新人文主義。

本文

自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引起最近循環不絕的災難，已經過了兩年，加薩如今已成一片廢墟。起初針對恐怖主義展開的行動，如今卻演變成對一個民族的系統性滅絕──正如聯合國強調的，一場種族滅絕。

至少超過六萬五千名巴勒斯坦人喪生，數萬人受傷，幾乎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迫離開家園。醫院和學校被狂炸的不存片瓦。曾經笑語盈耳的大學校園，死寂無聲，彷彿一座墓碑，紀念被抹去的未來。食物和藥品被封鎖在邊境，任憑孩子們饑餓而死。懲罰不再只針對發動攻擊的人，而是吞噬了整個人口。

生存本身成了艱難的抵抗。世界睜眼看著，然後轉過頭去。「停火」日漸成為破碎的詞語，「和平」不過是那些否定和平的人導演的一齣戲。無論就任何意義而言，這根本就不是戰爭。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進行，並向拒絕正視的世界公開宣告，要毀滅一個民族而精心策畫的暴行。

在這場災難中，憶起已不在世的偉大的巴勒斯坦裔美國知識分子愛德華‧薩伊德，懷舊的感受不多，道德的空虛感倒是頗為強烈。9月25日，雖然他的周年忌日悄無聲息地過去，但他的音容，此刻仍與我們同在。

薩伊德必然會毫不猶豫地譴責哈馬斯殺害平民的行為，但他也決不會讓這譴責抹去那段以無法想像的暴力，佔領、圍困、無情的殖民化以及每日羞辱、剝奪生命尊嚴的歷史。

他會一視同仁的明確反對恐怖和復仇，揭露淪為統治假面的「安全」修辭。他的憤怒有一定節制，他的悲傷也絕非一時的感情衝動，他從未棄置：「道德生命始於我們拒絕移目他顧之時」的誡命。

此刻亟需薩伊德那樣清晰易懂的主張和論說，勇敢真實地為事物命名，認識到加薩並非一場短暫的衝突，而是長達一個世紀的土地、歷史和代表權鬥爭的頂峰。他應該會提醒我們，對巴勒斯坦的關切並非只是一個地區問題，而是衡量世界良知的標尺，我們在加薩目睹的災難中最令人恐懼的是：理性被剝奪了道德生命。

對以色列軍警扔投石索的巴勒斯坦人。圖源：推特「星界军之音中文网」，哈蘇納(Mustafa Hassona)攝影

對薩伊德而言，知識分子的天職是道德勞動的形態。他寫道：「知識份子最該受譴責的事，莫過於從一個明知正確，但艱難而有原則的立場轉向逃離，不願承擔的心靈慣性。」

我們的任務是向當權者說出真相，反對順從公眾意見，護衛思想獨立，拒讓任何意識形態掌控。精心修飾的詞語和愛國主義的警告，最具有腐蝕性。團結必須透過批評獲取，尤其是對最靠近我們的當權者的批評。加薩事件顯示，很少有人能信守這項準則。

在大學、媒體和公共生活中，中立已成為一種遁辭。悲傷取代了分析，複雜性成為遮掩麻木不仁的盾牌。加薩不再被視為人民被圍困的地區，而被當作外交上的麻煩。

薩伊德警惕人們在面對災難時尋求平衡本能的這種自由主義的習性。對他來說，世俗性不但不意味著保持中立，反而是要認識到知識存在於權力之中，而且良知必須解決這種糾纏。

他將大眾孰悉的人物，甚至那些曾經將理性置於道德生活中心的思想家，在面對巴勒斯坦問題時的閃躲推託，載入史冊。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長期以來被視為溝通倫理（communicative ethics）和民主理性（democratic reason）的守衛者，就是一個令人痛心的例子。 2023年，他和一群德國知識分子發表聲明，譴責哈馬斯（Hamas）的殺戮行為，同時將以色列對加薩的攻擊描述為「原則上正當」（justified in principle）。

這份聲明出自一位曾參與塑造法西斯主義（fascism）後歐洲道德詞彙的思想家之口，令人震驚，也令人心痛。它呼籲適度原則（proportionality），並警告使用「種族滅絕」一詞，在「歷史上不恰當，在政治上危險」（ historically inappropriate and politically dangerous）。他的語氣謹慎、程式化、精準──但空洞無物。

面對加薩廢墟，這樣的措詞聽起來一點都不哲學，反而更像是官僚重複講述自己的美德。當整座城市都被夷為平地時，「原則上正當」是什麼意思？當食物、水和藥品都成了圍困的武器，「適度」又意味著什麼？這不是學術辯論，而是道德清算的問題。薩伊德預見了這一點，他說：「當批判失去倫理的基磐（nerve），躲進大眾的意見中尋求共鳴（consensus）時，它就不再是批判，而是對權力的禮讚」。

2025年9月14日，在加薩地帶中部，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攜帶物品向南撤離。圖源：新華社

他之前也見過這種麻木不仁。發表在《倫敦書評》 （London Review of Books） 的《我與沙特的相遇》（My Encounter with Sartre）文章中，薩伊德回憶了1979年在巴黎參加了薩特創辦的介入政治且頗具影響力的《現代》（Les Temps modernes）期刊組織舉辦的一場研討會。考慮到「安全原因」，研討會被轉移到了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公寓。

歐洲自由之聲的領袖，齊聚一堂，探討巴勒斯坦議題。沙特、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傅柯都出席了。但當這個話題被提起，沉默霎時佔領了會場。波娃最早離場。傅柯說自己沒什麼好補充的，便告辭離開，直接去了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沙特，這位曾經以熾熱真誠之情描寫殖民主義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人物，也不發一語。

薩伊德所以記住這時刻，並非為了貶低他們的知識地位，而是為了揭露──更深層的挫敗──歐洲的良知面對新形式帝國的共謀，顯得疲軟無力的事實。傅柯對「權力微觀物理學」（microphysics of power）的關注，很少延伸到龐大的佔領機器；沙特，儘管過去勇氣十足，卻無法反對一個他將之與猶太人能否存續的命運等同起來的國家。在那間安靜的巴黎公寓裡，解放的語言在政治恐懼面前跌落沉默的暗淵，一代人的道德勇氣讓位給猶豫躊躇。

正是反對這種逃避，薩伊德塑造了他的政治理念。當其他人誤以沉默為審慎時，他卻追求一種清晰明瞭、敢於承擔危險的倫理。他拒絕以、巴分治，並不只從外交著眼，而是把分治視為殖民邏輯的延續，是藉著和平之詞的新型統治。他設想建立擁有憲法的單一民主國家，世俗而包容，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這個國度可以共享平等的公民權和責任。

這種設想，和平就不是分裂兩造之間的休戰，而是對「領土重疊和歷史交織」的承認，是一種以共存而非分裂為基磐的道德現實主義。有人批評這不過是空想的「烏托邦」（utopian），薩伊德反駁說，所謂的「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才是真正的幻想，是假和平之名確保不平等的一紙地圖。

1947年，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中的巴勒斯坦分割計劃，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民族與猶太民族的國界劃分。圖源：聯合國

歷史證明他是對的。種族隔離的地理環境取代了主權的承諾；他所想像的正義仍然是承載道德重量的唯一原則。

他清晰易懂的道德，擴大了警惕的範圍。薩伊德親眼目睹外交如何將解放轉化為行政管理，將抵抗轉化為官僚主義。被譽為和平曙光的《奧斯陸協議》（The Oslo Accords）在他看來卻是投降的法案。在《阿拉法特的背叛》（The Desertion of Arafat）中，他譴責的巴勒斯坦領導層。用正義換取特權，將爭取自決的鬥爭變成經營佔領區。表面上的和解變成一種控制機制，佔領者制定條款，迫使被佔領者強制執行。他將這種讓自由成了虛文、尊嚴淪為依賴的體制稱之為「程序殖民主義」。他辭去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職務，體現了正直的氣節，他堅不相信正義問題可以在維持不平等而建立的結構內協商解決。

這種以為正義問題可以在不平等結構內協商解決的幻想，正以新的形式捲土重來。在美國否決聯合國停火決議的陰影下宣布的川普和納坦亞胡「二十點計畫」 （Trump–Netanyahu twenty-point plan），重演了奧斯陸的道德騙局，提供沒有自由的援助，不賦予主權的重建。將加薩的廢墟變成了帝國主義仁慈施捨的舞台。

圍困持續之際，攝影機框定了這番措詞謹慎的演講。殘虐的行政管理、「去激進化」的加薩，在外國監督之下，安全卻沒有國家地位，控制偽裝成秩序。川普獲得諾貝爾獎的荒謬企求，以及把加薩重建成旅遊天堂的怪誕夢想，重演了早經薩伊德揭露的邏輯──將破壞顛倒為發展，將征服倒說是投資。

2025年9月2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川普（左）迎接到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圖源：新華社，胡友松 攝

面對這些醜陋的權力景象和人類的狂傲自大，薩伊德實踐著一種基於關懷和承擔危險的真誠。他堅稱，知識分子的任務不是服務當局，而是撼動它，替那些被統治語言禁音的人發聲。對他而言，思想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行為，一種回應苦難的形式。

他寫道：「知識分子既不是撫慰者，也不是公眾意見的創造者，而是將整個生命都投注在批判意識的人。」他賴此信念而活。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曾被縱火焚燒；他還曾被貼上「恐怖教授」的標籤。

2000年，他跨越黎巴嫩－以色列邊境（Lebanese–Israeli border）投擲一塊象徵性的石頭，於是遭受美國報紙的恣意詆毀。然而，他毫不退縮，繼續寫作，將憤怒轉化為清醒的認知。他的權威並非源自於特權，而是源自於承擔危險，源自於自由思考的紀律，即使以孤獨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流亡造就了這種紀律。薩伊德經常轉向那些定義現代性道德良知的猶太思想家──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們的記憶和流離失所的沉思中，他找到了映照自身處境的一面鏡子。出於反諷和感激，他曾自稱為「最後一位猶太知識分子」。

這句話表達的不只是認同，更是團結。身為巴勒斯坦基督徒，他認識到自己無家可歸的經歷與過去的流亡歷史如何產生了共鳴，但他道德羅盤的指針始終錨定自己同胞的苦難。他站在介於歸屬與疏離的中間地帶，發出「反對一切形式宰制」的吶喊。

薩伊德經常提醒他的讀者，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中的受害者」。他從未淡化猶太人的苦難；他堅持認為，必須銘記他們所遭受的慘痛教訓。然而，銘記並不能成為新的不公義的藉口。他寫道，二十世紀的悲劇在於，從一個遭受迫害的民族產生的道德權威，竟然成為讓另一個民族的流離失所的藉口。猶太人歷史上遭受的剝奪，不能成為巴勒斯坦人被剝奪和滅絕的托辭。

在所有民族中，猶太人有著長期流亡和受迫害的記憶，本應最能體會另一個流離失所的民族的苦痛。並不是猶太民族本身，而是在美國和西方勢力共謀支持下的猶太復國主義戰爭機器，將庇護和救贖的理想變成了圍困的器械。「當歷史的受害者成為宰制的行動者，世界的道德秩序將再次崩潰」。薩伊德的警告依然迫在耳際。

2023年11月5日，以軍在加薩城施放照明彈。圖源：新華社

在加薩大地已成墳墓。那裡發生的不是戰爭，是種族滅絕，是透過飢餓、轟炸和毀屍滅跡，蓄意毀滅一個民族。當權者誑稱這是防禦；受害者承受的卻是遭到滅絕。正如華特‧班雅明所言：「銘記過去就是緊緊抓住在危難時刻的記憶。」愛德華·薩伊德的記憶就是這樣一個記憶，他畢生致力於巴勒斯坦議題。薩伊德教導我們，道德理解始於記憶，始於勇敢發掘被官方敘事掩埋的歷史，並以充滿濃稠人性的筆觸去描述它們。

他關於巴勒斯坦的著作，堅持主張：記憶並非懷舊，而是反抗，是一種從支配語言中重拾尊嚴的方式。當巴勒斯坦進入歐洲的道德想像，面對自由理性的遁逃閃躲和知識份子勇氣的潰敗，從哈伯馬斯的程序謹慎，到沙特和傅柯的沉默，加薩是理性崩塌顯而易見的場所。

相對於這種道德上的模糊曖昧和噤默無語，世界各地仍不斷湧現抵抗的身姿。卡薩拉戈德（Kasaragod）的一群在學生，在被少數人壓噤之前，表演默劇，展現與加薩團結之意。一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活動人士，包括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在內組成的船隊，駛向加薩的團結行動，在抵達海岸前被以色列軍隊攔截。這些行動雖然脆弱，但卻堅定了道德生活的持久性和親愛團結的可能性。

他們拒絕遺忘苦難，舒心度日，重建了脆弱的連結，讓思想與責任緊密相連。薩伊德相信，儘管歐洲人文主義，有充斥著共謀與血腥的悠久歷史，但它也唯有以人文主義之名才能獲得救贖。這份信念，經歷帝國與流亡的考驗，依然堅守不移。

一種新的批判人文主義必須從加薩的廢墟中再度展開，它不是要做為主宰的優勢話語，而是同情共感的實踐。承受悲傷的淬鍊，永存憐憫，對世上不幸人的苦難，感同膚受。

從殘破中，或許，一種不同的理性能生根發芽。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終生捍衛巴勒斯坦的知識分子。圖源：香港01

作者簡介

普拉薩德‧潘尼安。喀拉拉邦中央大學卡薩拉戈德分校（Central University of Kerala, Kasaragod）英語與比較文學系教授（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著有《愛德華‧薩伊德與主體性問題》（Edward Said and the Question of Subjectivity）（紐約：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2019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海曼人文中心愛德華‧薩伊德獎學金。聯繫方式：prasadpannian@cukerala.ac.in

◎作者｜普拉薩德‧潘尼安（Prasad Pannian）
◎原文｜Victims of the victims: Gaza genocide, Edward Said and the ruins of reason
◎編譯｜竇笨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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