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通訊】美國黑人解放運動中的兩條路線(中)

By 花俊雄 / 2020-07-17 16:01:15 /
種族歧視
美國
人權
摘要: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種族主義的肆虐、黑白種族關係日趨緊張和黑人處境的日益惡化使杜波依斯逐漸認識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他認為黑人不應繼續默默忍受白人種族主義者對他們權利的肆意侵奪,他們必須挺身而出,為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利而吶喊,而鬥爭。1920年代開始,杜波依斯的思想越來越激進,傾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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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一名女子戴著寫有「我無法呼吸」字樣的口罩參加抗議活動。

激進派杜波依斯

正當布克•華盛頓雄心勃勃地推行著他解決美國黑人問題的方案時,有一些黑人領袖也在探索著解決美國黑人問題的另一條道路。他們主張不能屈服投降,要勇於和白人惡勢力進行正面的對抗,絕對不能接受種族隔離,絕對不能放棄對選舉權的爭取;只講經濟上的平等,實際上是承認黑人天生就是低等種族,這將使黑人永遠只能做下等人。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杜波依斯。

杜波依斯於1868年2月23日出生在馬薩諸塞州大巴靈頓,母親具有荷蘭、非洲和英國血統,曾祖父是法裔美國人。母親所在的家族屬於大巴靈頓地區少有的自由黑人,擁有長期土地使用權。父親在他年僅2歲時拋棄了他們母子,母親只能依靠打零工來維持家人生計。幸運的是,杜波依斯成長的社區給予黑人母子充分的包容和支持。杜波依斯在公立學校就讀,和白人同學們一起讀書學習,老師也始終鼓勵他追求自己的夢想。杜波依斯所在的教會日後還為他籌措了大學學費。

1885年到1888年,杜波依斯遠離家鄉到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就讀於菲斯克大學(Fisk University),這是一所傳統黑人大學。一向備受包容的「幸運兒」杜波依斯驚訝地發現,在美國南方對於黑人的歧視和排擠,其中包括《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是如此普遍,甚至黑人被私刑處死的情況也無處不在。

1888年,杜波依斯回到馬薩諸塞州,申請哈佛大學師從著名哲學家威廉•詹姆士教授(William James)攻讀哲學專業,並於1890年獲得哈佛的學士學位。哈佛大學的教育經歷徹底改變了杜波依斯的學術軌跡,他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繼續前往柏林大學進修,後因盤纏用盡只得回美,並於1895年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這段經歷讓他認識到「知識可以賦予非裔美國人力量」不是一句空話。

1896年,杜波依斯接受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份社會學研究工作。他開始在費城的非裔美國人社區展開田野調查和研究,並由此寫就了《費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一書,這是第一個對黑人社區的案例研究。杜波依斯用「最貧困的十分之一」(the submerged tenth)來形容黑人下層階級,對比於他將在1903年用「天才的十分之一」(talented tenth)形容的黑人精英階級。杜波依斯的觀點是,一個民族的精英是社會的關鍵,他們應該為文化和進步負責。這個時期杜波依斯常常對下層階級表現出不屑的態度,將他們描繪為「懶惰」、「不可靠」,但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他將這些問題歸因於社會對黑人的奴役。

1897年7月,杜波依斯離開費城,到亞特蘭大大學就任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一職。亞特蘭大大學也是一所傳統黑人大學,學校的歷史和地理位置為他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的素材和靈感。他寫就了大量社會科學論文,在此後的十年間出版了16部關於美國黑人的社會學專著。

在從事學術研究期間,杜波依斯思想越來越轉向激憤。1899年山姆•豪斯(Sam Hose)被私刑處死事件促使他走向激進的行動主義。杜波依斯因此得出結論稱,「當黑人還正在面臨私刑處死、謀殺和饑餓時,一個人不應該成為一個冷靜、超然的科學家。」「醫治世界的方法不是僅僅簡單地告訴人們真相,而是促使他們對現實採取行動。」

杜波依斯對於美國黑人問題的形成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美國黑人問題的產生一方面在於白人的種族偏見,另一方面在於黑人在經濟和文化上落後於白人。所以應該通過調查研究、輿論宣傳,改變白人對黑人的看法與態度,同時消除黑人自身的問題,改善黑人的自身形象。首先,他強調黑人要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問題。他像布克•華盛頓一樣認為貧困、無知和犯罪是黑人民族崛起的嚴重障礙。為此,他認為黑人需要一個包括道德重建、經濟發展、振興教育和創建黑人文化等內容的多方面計劃。

關於道德重建問題,他指出,黑人必須首先「自我改造」,消除作為奴隸制遺毒的缺乏道德約束、犯罪率高和懶惰等問題。他說:「除非我們征服我們目前的罪惡,否則他們將征服我們。」

關於經濟發展問題,他主張黑人集資組建儲蓄銀行,大力發展工商業。他呼籲黑人建立一個商人聯盟,以加強經濟團結合作。他倡導黑人民眾購買黑人自行生產的商品。20世紀初,他又轉向支持黑人發展「集團經濟」,也即黑人進行企業生產與社會服務的內部合作,以便形成一個獨立於白人世界的「封閉經濟圈」。

關於教育問題,杜波依斯認為黑人教育應「因材施教」,讓黑人民眾接受良好的小學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而對於少數有天賦的人,如「天才的十分之一」,應該讓他們接受高等教育。

關於文化問題,他強調黑人文化的延續和發展。1897年,他參與發起成立美國黑人學會(Negro Academy),在成立大會上,他號召黑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團結奮鬥,創造出獨特的黑人文化,以為美國的文化,乃至人類的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杜波依斯反對廢奴運動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提出的美國黑人融入白人社會的呼籲。在1897年《大西洋月刊》8月號上,杜波依斯發表了《黑人的掙扎》(Strivings of the Negro People)一文,表達了非裔美國人應該擁抱他們的非洲傳統的觀點。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種族主義的肆虐、黑白種族關係日趨緊張和黑人處境的日益惡化使杜波依斯逐漸認識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他對黑人問題某些方面的研究不能應對黑人歷史的危機時刻。他還認識到布克•華盛頓勸告黑人放棄鼓動,默認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遠離政治、埋頭於工商業的方針路線,使白人種族主義者氣焰更為囂張,使黑人的處境雪上加霜。他認為黑人不應繼續默默忍受白人種族主義者對他們權利的肆意侵奪,他們必須挺身而出,為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利而吶喊,而鬥爭。

1903年4月,杜波依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alk)一書,其中「論布克•華盛頓先生和其他人」(Of Mr. Booker T. Washington and Others)一文將布克•華盛頓的亞特蘭大演說標明為「亞特蘭大妥協」(Atlanta Compromise)並諷刺他為「和稀泥大師」(The Great Accommodator)。在文中杜波依斯倡導「永不停止地鼓動和堅持平等的訴求」。他寫道:「人們獲取自身合理權利的方式,絕對不應該是主動的自我拋棄、堅持自己不要這些權利;人們獲取他人尊重的方式絕對不應該是通過持續的自我貶損和嘲笑。正相反,黑人必須數年如一日地堅持選舉權是現代社會所必不可少的、膚色歧視是野蠻主義的表現、黑人男孩和白人男孩應該接受同等的教育。」

1905年7月,杜波依斯和其他28位黑人知識分子在尼亞加拉瀑布附近開會,成立了一個「尼亞加拉運動」(Niagara Movement),並通過了一項《原則宣言》,主要內容有:1、要求踐行美國《獨立宣言》所確立的平等、自由原則,貫徹憲法第14、15條修正案;2、反對一切基於種族或膚色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3、不斷地抗議與鼓動,爭取黑人作為公民的一切權利。從此杜波依斯走出象牙塔,走上了一條積極鼓動的路線。

1909年,幾位白人進步主義者首倡,在紐約成立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NAACP)。杜波依斯和其他幾位黑人意見領袖也加入了這個組織。在杜波依斯的建議下將原來的「黑人」改成「有色人種」,以示協進會將聯合所有的有色人種共同奮鬥。參加成立大會的民權主義者中黑人和白人都有,但協進會大多數的行政人員都是白人,杜波依斯成為領導層中唯一的黑人,分管研究和出版工作。協進會基本上因襲了「尼亞加拉運動」的宗旨。1910年「尼亞加拉運動」解散,杜波依斯接受聘請,成為協進會機關刊物《危機》的編輯,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幹了24年。他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及其機關刊物《危機》雜誌為陣地,與布克•華盛頓的路線以及白人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1920年代開始,杜波依斯的思想越來越激進,傾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協進會其他領袖依然主張在法律的框架下以和平的手段爭取黑人權力。杜波依斯與他們漸行漸遠,最終在1948年退出了協進會。晚年的杜波依斯是一個泛非主義者,1963年8月27日他以95歲高齡在加納阿克拉去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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