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安宿（退休大學國文教師、退役老兵）

2025年2月19日，在加薩地帶北部拜特哈嫩拍攝的建築廢墟和臨時帳篷。圖源：新華社，里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 攝

一、前言：邪獸橫行人間

一個邪獸，長著四顆頭顱的邪獸，在世界橫行。為了對這個邪獸進行墮落的擁護，當代世界的一切食利勢力，售票政府與資本團閥，西方川建國和東邊高市大佐，中東的暗算派和歐洲的海盜竊賊，都聯合起來了。（本段仿《共產黨宣言》）

「四首邪獸」沒有名字，自西方竄起。四顆頭顱原各自為邪獸，從歷史的灰燼與血、人性的脆弱與虛無、山巔高光的滾墮腐毀中生成，互有血緣但說不出誰先孰後。近百年人間的苦勞血淚，將這四個邪獸融合成「四首邪獸」。一顆頭被攻，另外三顆頭就圍來解困，觸手又密又緊，危害愈演愈烈。

仿《共產黨宣言》實是感嘆、亦感動 —— 感嘆的是，《共產黨宣言》問世百餘年後西方更深陷困境；感動的是，當年積弱不振的東方大國，不但挺過坎坷來時路，如今理出中國模式，邁開中國道路，步入偉大復興！

本文按西方困境與中國道路，依次展開。

圖為1948年蘇聯發行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00周年紀念郵票。圖源：維基百科

二、動盪時代：世局不清明、社會不清明、人心不清明

世界正處於高度動盪，各類危機交錯浮現。

在國際層面，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升溫，大國競爭由軍事延伸至經濟、科技、能源與供應鏈等關鍵領域。既有國際秩序鬆動，而新的結構尚未形成，全球治理步履維艱。

在國家內部，經濟失衡、社會分裂、文化衝突、民粹與政治極化、社會焦慮、環境壓力與治理困境彼此疊加，制度信任與社會信任同步下滑，社會價值與倫理秩序隨之動搖。

這些現象指向更深層的結構力量，本文概括為：民主制度失靈、資本體制腐壞、整體道德觀瓦解、科學拜物教盛行，即「四首邪獸」的四個頭顱。

這四種力量在歷史演進、制度運作與人心變化中逐步形成，並在不同層面相互交錯、彼此強化，持續侵蝕社會與制度的穩定基礎。於是，在不同國家與區域，我們反覆看到類似現象：制度難以回應社會期待，發展與公平的矛盾加劇，價值共識逐漸消散，而科技則被寄予近乎無限的期待。

因此，當前動盪不僅是政治與經濟問題，也不只是階段性的治理困境，而是現代文明在結構與價值層面的深層錯動。

2025年6月7日，美國聯邦機構在加州多地搜捕非法移民，加州洛杉磯的示威者與警方對峙現場。圖源：新華社，邱晨 攝

三、動盪時代下的四個深層力量

民主制度失靈、資本體制腐壞在既有討論中已有大量分析，請恕本文不再專門論述。以下著重整體道德觀瓦解、科學拜物教盛行以及四個力量之間的交互作用。

(一)整體道德觀瓦解：人心困境與價值危機

■道德約束衰退，自律結構消散

過去，人們在家庭倫理、宗教信仰、文化傳統與社會習慣的影響下形成內在節制。個體行為不僅受法律規範，也受到道德自律與社會期待的約束。

這種內在節制在當代逐漸弱化，行為愈來愈依賴制度與監管等外在規範，彷彿只要沒有明文禁止，行為便可嘗試。

當社會問題源於價值或道德偏差，卻僅依賴制度修補，只能不斷增加規範，並未觸及根本，形成「新問題，新規範，再新問題」循環，制度壓力增加，治理成本上升，消耗社會資源。

2026年1月，川普俘虜委內瑞拉現任總統馬杜羅。圖為紐約緝毒局(DEA)公布了逮捕馬杜羅的照片。圖源：紐約緝毒局(DEA)

■價值評價扭曲，責任榮譽淡化

與此同時，社會對成功的評價標準不再以德行、知識或公共責任與貢獻來衡量，轉向以財富、聲量與曝光度來衡量。市場競爭、消費享樂主義與注意力經濟放大炫耀與刺激，並驅動媒體與娛樂強化虛榮導向，社會價值觀每況愈下。

極端個人主義盛行，削弱個體對家庭、社群與公共事務所承擔的責任。個人更傾向於從自身利益出發思考問題，而較少以共同體的長遠利益為考量。

當代西方治理模式中少見強化自律與節制，資本與科技又成為放大欲望與重塑價值的工具，加劇價值危機。

綜合上述，個人權利不斷擴張，責任逐漸淡化，道德自律淡薄，欠缺利他思想；社會失去對善惡的基本共識，轉而以利益與權利取代價值判斷；社會治理愈發依賴制度與監管；由媒體與娛樂而非文化與教育來塑造社會價值，以上種種在個人與社會均形成巨大的道德危機。

這種結構性的道德危機，又削弱制度運作與國家治理，使政治競爭走向民粹主義的全民對抗，進一步加劇民主制度失靈。社會崩向失序，國家走向失敗。

2024年5月21日傍晚，民進黨以執政黨發動青鳥抗議在野黨。圖源：高堂鏡 攝

(二)科學拜物教盛行：將責任轉嫁給科技

科學原本是理解世界的方法，如今卻被當作拯救人類世界的信仰。當代社會對科學技術的依賴，已超出工具層面。

在氣候變遷、環境資源、醫療衛生、公共安全等公共議題上，人們傾向相信科技最終能解決問題，而對生活方式、行為約束與個人節制的反思相對不足。科技是工具，無法替代人們對自身行為的反思。原本可透過行為調整、克制自私來解決的問題，被輕易轉化為「只是解決問題的技術尚未突破」。人們將眼前的問題丟給明日的科技，藉此推遲自身行為的調整，逃避責任。

人的欲望與行為模式沒有改變，技術進步只能延緩公共危機，尤其是新技術往往迅速納入市場競爭與資本運作，原本旨在解決問題的新技術成為商品，形成新的問題。

科技本身並非問題，問題在於人類將原本屬於倫理與制度的責任轉嫁給科技，人們透過科技來推卸自身責任，又能獲得暫時的安慰，發展出近似信仰的依賴關係。

2019年8月，群眾在波士頓法院外豎起一個由藥瓶組成的骷髏架，抗議普渡集團放任鴉片類藥品氾濫，致使數百萬美國人成癮。圖源：新華社

美國毒品氾濫造成的「僵屍」街景 。圖源：翻攝自YouTube「kimgary」

四、四個力量的相互強化

當道德結構鬆動，社會自我約束能力下降，制度便需承擔更多維持秩序的功能。然而制度運作仍需要依賴基本信任與公共責任，當此一基礎不足時，治理效率隨之下降，國家面臨治理困境。

在此情況下，政策更易受短期利益與資本邏輯影響。資本在市場競爭與利益最大化的邏輯下運作，並不以公共倫理為主要考量。當資本力量過度滲透政治、媒體與文化空間，進一步強化消費導向與即時滿足，節制與責任感更加削弱。

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更不願承擔長期責任。於是，面對複雜問題，社會因而更傾向依賴制度修補或科技突破，而非反思行為模式本身。科技被賦予超越其本身的使命與期待。

然而，當科技途徑成為主導思維，人們便忽略許多問題其實源於自身的行為。科技在延緩問題的同時，又重新被納入資本競爭，持續生成新的矛盾。

最終，資本、科技與價值結構形成相互放大的循環：資本推動科技商品化，科技強化消費文化，而消費文化進一步侵蝕倫理基礎，使治理困難持續累積。

因此，民主制度失靈、資本體制腐壞、整體道德觀瓦解、科學拜物教盛行，形成彼此交織、互為因果、相互強化的循環結構，構成當代文明難以擺脫的結構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循環並非單一路徑，其具體表現會隨歷史階段、社會條件與文化背景而異。本文所呈現者，僅為其中一種可觀察的結構輪廓。

五、「山巔之城」自燬，祛魅「文明燈塔」

前文從結構層面分析了「四首邪獸」的生成與互動。若將目光轉向當代世界體系的核心地帶，便會發現美西方國家及其扈從者，正是這四種力量最集中的展演場域。以下藉由幾組案例，觀察這四種力量如何在真實世界中纏繞。

(一)對外：國際事務的巧取豪奪

在國際事務中，美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日趨赤裸：俄烏衝突中轉嫁責任並趁火打劫，對迦薩、委內瑞拉、伊朗與古巴捲入「新帝國主義」而爆發的人道危機視若無睹。這既是道德約束失效後的赤裸權力展演（道德瓦解），也是資本邏輯驅動下的利益算計（資本腐壞），更是民主失靈後對外轉嫁內部矛盾的必然（民主失靈）。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從外交辭令的遮羞布淪為狼吞虎嚥後的擦嘴巾。

再如對華技術封鎖、夥同歐洲盜竊資產、打壓中國企業，彷彿只要切斷技術來源、維持股權領先，就能迴避對自身產業空心化、教育失衡的深刻反省（科學拜物教：將競爭成敗窄化為技術問題）。

2025年10月18日，全美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700萬人湧上街頭怒吼要「川普國王」下台。圖源：網路圖片

(二)對內：社會問題的制度敗象

Epstein醜案赤裸展現上層精英的腐敗：資本構築法外王國（資本腐壞），制度對權貴選擇性失效（民主失靈），精英集體緘默、價值淪喪（道德瓦解）。近期，大陸網紅斯奎奇大王（牢A）所揭露的美國底層與醫藥產業實況，提供更系統性的案例，展現這四種力量隱蔽的運作：

資本邏輯全面滲透生命領域，生命淪為商品（資本腐壞）；監管機構與藥企利益糾葛，制度監管選擇性失效（民主失靈）；學術權威、社會菁英、衛道人士集體緘默（道德瓦解）；而最隱蔽的，這一切包裝在科技進步、醫療創新敘事中，人體實驗等同數據優勢，成癮危機視作用藥自由，系統性剝削遮掩於市場效率之下，以科學中立來迴避道德淪喪（科學拜物教：將自身責任轉嫁為科技議題）。

愛潑斯坦案與斯奎奇大王案例指向同一結論：當資本構築法外王國、民主淪為雙重標準、道德在利益前緘默、科學被挪為責任避風港，四者交互遮掩、彼此強化，便將「山巔之城」燒出不堪的真實面貌：頂層羅莉島，底層斬殺線。

(三)傳染：扈從者的結構複製

而在太平洋彼岸，高市大佐的軍國主義躁進、菲律賓在南海的蠢動，不過是同一種邏輯的延伸。這些國家內部，民主失靈表現為民粹動員，資本利益由特定集團壟斷，道德瓦解體現為漠視歷史責任，迷信並崇拜以軍事技術替代政治智慧。四種力量相互疊加，共同驅使其利令智昏、鋌而走險。

當「文明燈塔」、「山巔之城」自燬，火光餘燼波及世界，我們不禁要問：這個世界，是否還有另一種道路？

2021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川普支持者進入美國國會區域，並攻破國會大廈。圖源：澎湃影像

六、萬水千山最美中國道路

世界正處於高度動盪，各類危機交錯浮現。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道路的體制優勢愈發凸顯。

(一)文明積澱作為既定條件

首先要承認一個基本事實，中國並非天生免疫於「四首邪獸」這些問題。但，另一個事實是，這些問題在中國的呈現方式、發展軌跡、社會後果，確實與西方存在顯著差異。

中國今天面對當代挑戰時所擁有的條件，是五千年文明積澱、近代百年奮鬥、社會主義實踐共同塑造的結果。這些條件深刻影響中國解決問題的方式和路徑。正如馬克思的經典論述：「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中華文明重集體優先，具有長線思維。當西方選舉政治陷入「四年一循環」的短期博弈，在政治極化中癱瘓時，中國社會傾向於尋求最大公約數，落實全過程人民民主，力求超越單純的選舉政治，強調長期規劃與政策延續，通過協商、決策、管理、監督等環節，形成長期穩定的國家戰略。

中國在發揮市場活力的同時，透過制度工具對資本外溢進行一定程度的約束，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資本作為一種巨大的力量，需要置於更大的整體利益之下加以調度，以國家宏觀調控駕馭，使其服務於實體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既造福於民，又不泛濫成災。

中國傳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傳統，以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中，個人從來不是孤島，而是一層層關係網絡之中的責任載體。個人的價值，需要在家庭、國家、天下的參照系中才能完整定義。在這種結構中，個人必須在關係中定位自己，必須理解責任與權利的平衡。這種責任倫理，成為抵禦道德解體的重要屏障。

中國哲學對天人關係的長期思考，發展出「器」（技術、工具）固然重要，但必須服從於「道」（價值、倫理）的統攝。科技進步本身不是終極目的，增進福祉、服務人群才是根本。當西方將科技神化為救世主，將技術突破等同於社會進步時，中國文化基因提醒我們：科技終究是工具，是人的延伸，而非人的替代；技術可以解決問題，也能製造問題，關鍵在於它被置於何種價值框架之中。

中國雜交水稻技術專家胡月舫（右三）在試驗田裡和當地農民一起收獲水稻。圖源：新華社，西塔卡·拉喬納裡松 攝

(二)近代奮鬥與實踐的歷史經驗

百年屈辱的集體記憶，使中國人對國家衰弱有著刻骨銘心的痛感。這份記憶轉化為一種強烈的集體意識：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根本前提、分裂是最大災難。這種意識，使得極端個人主義的訴求、撕裂社會的言論、削弱國家能力的嘗試，都難以獲得廣泛認同。

社會主義實踐則提供另一層塑造，將公平、正義、集體、奉獻等價值觀念制度化、日常化。這些觀念通過教育體系、媒體傳播、組織生活等方式，進入普通人的意識深處，成為判斷是非的尺度之一。

中國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數千年的文明演進、近代的救亡圖存、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形成獨特的結構性條件。這些條件不保證中國天生免疫於當代危機，但確實使得某些問題在中國的土壤中難以萌芽，或者萌芽後難以壯大。

中國由於走了不同的歷史道路，積累不同的文明經驗，經歷不同的社會實踐，因而形成了一套不同的問題應對框架。在這套框架中，某些在西方無解的難題，在中國或許有解；某些在西方肆虐的現象，在中國找不到蔓延之地。

中國同樣面臨當代挑戰，同樣承受世界動盪的衝擊，但在這片土地上，問題的呈現方式、人們應對問題的思維慣性、社會化解矛盾的資源工具，始終帶有自身文明的烙印和自身歷史的印記。

中國的條件不同，中國的路徑自然不同。而這種不同，或許能為人類文明應對當代普遍性困境，提供一份獨特的參照與洞察。這正是我們在今天討論「四首邪獸」與中國道路的意義所在。

外交部長王毅近來說了一句話：「你面前的世界亂象叢生，你身後的祖國穩如泰山。」

這句話，正是本文所試圖描繪的「從亂象叢生到穩如泰山」，而中國所倚靠的，是五千年文明的積澱、近代百年奮鬥的淬煉、十四億人的團結一心。

「世界很亂，祖國很穩」這份事實，值得台灣鄉親細細體會、深深珍惜。

2025年9月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源：新華社

◎作者｜張安宿（退休大學國文教師、退役老兵）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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